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场域中的“缺席”及其解决路径

作 者:

作者简介:
曾繁仁(1941- ),男,安徽泾县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美学、西方美学和审美教育(山东 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刘康教授从历史与理论角度出发,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议题框架内,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与话语建构、沿袭与拓展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反思。从国际视角、西方现实语境以及话语建设的角度来看,西方美学界在步入“后理论”时代之后,中国现代美学界逐步了解西方后现代理论并与之展开对话,根据自身情况,建构起生态美学、生活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等中国形态的“后现代美学”。从话语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美学在建设模式上主要涉及“北京模式”与“莫斯科模式”,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北京模式的主旨“文艺为人民”仍然是当今中国美学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就中国美学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在世界美学场域中的“缺席”是客观事实,由文化权力与自身之不足所导致。随着民族复兴以及国家层面对文化自信的倡导,中国美学立足于“类型说”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进行当代建构,并不断推动跨文化美学交流,着力从理论建设层面提高自身实力与影响力。解决中国美学“缺席”问题的路径主要有两条:首先,应当解决话语问题,生态美学与美育等新理论话语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一定认同,是中国美学与国际接轨的优秀例证;其次,应当重视中国美学的研究书写与介绍,逐步克服“以西释中”,使中国美学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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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2]04-0068-06

       刘康教授发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学术讨论已经有三年多时间,召开了好几次相美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上海会议,特别是阅读了刘康教授的两篇文章——《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一个思想史的角度》(《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和《美学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之后,受到很大启发,正好《山东社会科学》组织相关笔谈,我趁此机会也做一点回应,向刘康教授等专家们请教。

       一、关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之讨论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学术讨论具有新的理论视角,那就是“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非世界与中国(China and the World)的两个不同存在”①。这种学术一体化的视角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有利于世界与中国的学术建设,也有利于中西学术交流,已是学界共识。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为形成世界文学奠定了可能:“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美国著名美学家托马斯·门罗明确提出“美学上的国际主义”问题。门罗·C·比厄斯利在《西方美学简史》的序言指出:“不久以前,托马斯·门罗在一篇向美国美学会宣读的论文中,谈到了需要美学上的国际主义,并说,希望我们这个学科出现一部真正的世界史的那一天不会很遥远。”③译者高建平教授在“译后记”中指出:“本书作者在‘序言’中提到美学上的国际主义。我很喜欢这个词,不是‘全球化’,而是‘国际主义’!一部美学史,不应该只是西方的美学史,也不应该只是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史。”④总之,无论是“世界文学”还是美学上的“国际主义”,都是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看待美学,这有利于学术建设,有利于中西交流。可见,刘康所说的新型中西学术关系是一种“学术共同体”关系,互相尊重、休戚与共、资源共享。我觉得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十年来坚持每隔一年开展一次的学术交流就有向学术共同体迈进的趋势。最近双方共同召开的学术会议以“东亚哲学、生态美学与生态艺术”为主题,充分反映了学术背景的相似点与兴趣所在。同时,开展“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讨论也恰逢其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中国美学走向世界。从研究视角来说,这次讨论由于刘康等海外华裔学者的介入,初步消除了既往关门讨论的弊端,从中国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思考中国美学,包括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问题与途径,意义非比寻常。

       刘康从国际视角与西方现实语境出发,阐述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美学如何与世界美学发展接轨的问题。刘康在引用詹姆逊所言“回归美学学科乃是一种倒退行为”⑤之后指出,“一方面感性问题受到空前的重视,另一方面美学学科日益边缘化,这种貌似自相矛盾的情形才是今天学术界的真实状态。那么,中国学术界面对这种状态,应该如何拓展与世界的对话?”⑥的确,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与美学界从20世纪开始逐步进入“后理论”时代,欧陆大约从20世纪初现象学产生之后,就进入了对于主客与感性、理性的“悬搁”之“后现代”;而英美则是从20世纪初中期分析哲学与美学产生后,进入了所谓“元理论”及“理论的理论”阶段,学科意义上的哲学与美学被语境中的审美与艺术代替。但无论如何,西方当代的“后理论”或“元理论”之要义均为“后现代”,以其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为特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但随后即呈现出精神与环境领域的“后现代状况”。90年代中国逐步引进西方“后现代”理论,并产生了“后实践美学”“生活美学”与“生态美学”等“后理论”。而且,学术界也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后现代”的关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性和模糊性与西方后现代的“解构性”非常切合。汤一介认为:“现在正进入后现代的状态,主要的问题是不和谐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中国传统哲学恰恰是讲和谐的。如果能对这种和谐观念给它以现代意义,并对它进行现代的阐释,那么它应当可以发挥作用。”⑦他还当面对我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性和模糊性曾经被现代西方的理性论拒绝,但恰恰适合西方后现代之解构理性特点而极易被其接受。由此,中国现代美学已经逐步了解西方后现代理论并与之对话,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吸收后者有益的成分,最重要的是发扬“后现代”之反思与超越精神来建设新的美学。实际上,这种研究已经迈开步伐,目前正在发展的“生态美学”“生活美学”与“后实践美学”正是中国形态的“后现代美学”,具有明显的解构性、反思性与元理论性。生态美学还借鉴了美国大卫·雷·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成效显著。当然,我们还需继续努力发展中国当代的“后现代美学”。但中国当代美学的后现代转型并不彻底,某种程度上学术界仅仅是将“后现代”看作一种理论形态,而不是看作时代之更替、历史之必然。理性主义美学仍然占据压倒性优势,人类中心论、自然人化论美学成为学术常态,而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步伐较为缓慢。因此,刘康提出的问题可谓非常及时。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呢?应有时代之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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