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2]04-0062-06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是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的重镇，我有幸在此兼职，能与学界前辈及同仁交流切磋，受益良多。这次借《山东社会科学》这一学术平台，与曾繁仁教授、谭好哲教授和杨建刚教授三代学者就“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中的美学话题进行对话笔谈，实感诚惶诚恐。曾教授高瞻远瞩，对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演变有宏观把握。他指出：“‘美学’一词由德国学者鲍姆加登于1735年首次提出，其原文实为‘感性学’之意，日本学人中江肇民用汉语‘美学’一词翻译，传入中国后王国维使‘美学’成为定译并被中国学人普遍接受。……美学也在中国不断地发展，而且呈现空前兴盛的状态，这在世界美学史上是罕见的。”①他又说，“现代中国美学面临中与西、古与今、革命与学术三种发展境遇”：第一，是中与西的关系，“中西之间一直存在体用之争，长期以来中国美学走的是‘以西释中’之路”；第二，是“古今关系问题，现代以来中国美学发展面临的主题是中国古代美学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第三，“中国现代美学发展还面临着学术与革命的二重变奏，此前被认为是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但笔者倒认为，无论是启蒙与救亡，或者是学术与革命，都是历史的宿命，可以说不是美学工作者自己所能选择的”。②曾教授提纲挈领地总结了美学学科透露出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昭示了现代中国大历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诚哉斯言!我不揣冒昧，接着发挥一下：首先，从研究对象或内容来看，美学(感性学)作为一种话语，在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第二，从方法和角度来看，我主张从思想史的角度，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来思考，从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三重角度来反思。 一、中国美学的思想史角度 我的这个研究角度或思路，与中国美学界常用的“美、美感、艺术”三元研究逻辑框架有所不同。朱立元对于这个三元逻辑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还就西方美学话语的中国转换问题提出了“西化与化西”“中西互鉴”等许多精彩观点，令我深受启发。许多中国学者，如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当然还有山东大学的周来祥以及这次笔谈的三位学者，都为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能够有机会与各位对话，分享一下我的思路和体会，实为幸事。我的思路是一种思想史的思路。更准确一点讲，是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的方法，把美学当成一种话语、一种知识体系和学科，来思考这一话语在中国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进程。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概念史、学术史注重思想的传承、延续和连贯性，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的方法更关注思想和理论的变异、错位、误读和转换、断裂和播散等。在我看来，这种思路和方法尤其适合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因为从19世纪下半叶迄今一百多年以来，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思想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剧烈的断裂、错位、转换和变异的过程。这是一个“译介开路、借用西方”和“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过程，而美学话语的产生则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使用的“美学”，是采用了约定俗成的中文词汇，但实际上是指更贴近aesthetics原意的“感性学”，涉及情感、欲望、身体、想象、生命体验等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但“美学”不仅是流行的中文词汇，更成为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一支，现袭用之，并期冀该词汇语义及应用的进一步拓展与转换。 总体而言，我主张把美学话语放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框架下来思考。近几年来，我与包括杨建刚在内的一批中国学者合作，在文艺理论领域里讨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 of Western Theory)。我们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学术范式与方法的反思出发，希望这个讨论有助于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把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而非世界与中国(China and the World)的两个不同存在，并由此进一步思考普适论与特殊论等更广泛的问题。中国美学话语的沿袭与拓展是我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多年来关注的一项主要课题。我自己涉及的学术领域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二是批判理论(在中国常常被称作“后学”)。中国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研究对象是现当代中国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它是冷战时期在美国兴起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分支，首要针对冷战的对立方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反共”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区域研究”的主导范式。后来又加入了针对夹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即“发展”的范式。中国研究始终处于“反共”“发展”两大范式的阴影之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研究范式开始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挑战，起因一方面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另一方面也和80年代欧美知识界开始兴盛的批判理论有关。 中国研究和批判理论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知识体系。我在美国从事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中国问题，而所学的比较文学专业在80年代正处于批判理论的风暴眼，因而深有体会。那么，中国的美学话语与中国研究、批判理论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是什么关系？更大的问题是，现代中国与西方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关系如何？应当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包括美学在内的理论话语？一方面，我的起点是以话语为基础，从历史看理论，从理论看历史，也即将理论历史化，把美学话语置于思想史或知识考古、谱系学的脉络里来思考；与此同时，通过理论的棱镜来反思这段思想史、学术史。这是一种反思的反思、批评的批评，或曰元批评，也即把历史理论化。另一方面，我力图采取一个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的思路。美学话语和其他理论话语一样来自现代西方，要理解这个理论话语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就要思考其在中国发生的变异和转换、接受和应用、西化和化西——这就是从中国看世界；但中国的美学话语是世界思想和理论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也要不断地比较、对照美学话语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演变，找出其相似相异之处——这就是从世界看中国。以上便是我思考中国美学话语的沿袭与拓展的基本思路。概括而言，美学研究是中国研究与批判理论的一个交汇点或岔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