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22)01-0017-08 乡村振兴与乡村美育的连带关系时下受到关注和热议。党的十九大以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党全面领导“三农”工作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使之与乡村振兴实现有效衔接成为开展乡村工作的新任务，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凸显时代意义。乡村美育的意义和方法问题在这一语境中被提出，不仅意味着把“美丽乡村”“宜居宜业”等标语化作现实的践行意志，而且在理论层面上提起了一项课题，即艺术和审美在何种标准下介入乡村文化建设可被视为有效，以及这一有效性如何能在长期发展中保证艺术介入主体与乡村文化主体双方互惠受益。 本文尝试为回应此课题提供一个参照点，立足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从“民艺”美学与日本百年乡村文化的交互赋能状况出发，批判性考察“民艺”方案的思路方法。这份方案可以被视为一次“有实无名”的乡村美育尝试，值得关注处在于，它表明以理论视野介入对乡村既有物质文化和精神传统的考察，继而从中提炼出标识性概念的意义。概念创造，按照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界定，能够使被创造的事实本身享有一种自我设定，使其因自创性的特点获得甄别。[1]这意味着，艺术介入主体有能力“内在于”乡村，把握乡村本身的独特脉动，在此基础上促进这一独特性从仅仅作为现实的“表征”发展成为现实的构成“因素”，最终实际地发挥引领乡村文化前进方向的作用。乡村美育的内涵也将在这一进程中获得更新，“乡村”既为“美育”之发生提供场所和对象，其自身同时作为深具潜力的概念装置，激发艺术介入主体重思何谓美育之“美”。历史地看，“民艺”概念生成、“民艺”美学阐发及相关社会运动的开展并非总能达至预想状态，这一方案的困境既表明了应对复杂时局之疑难，又隐含着“民艺”美学在理论预设中难以克服的先天矛盾，对此，本文也拟一并分析说明。 一、创造“民艺”：重审现代装置 现代人在理解、把握乡村状况时，往往以城市作为参照对象。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关于17世纪至20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堪称个中典范。威廉斯由文本细读切入，着力探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结构为英国现代化进程提供的观念力量。在威廉斯看来，田园牧歌、诗情画意并非“传统的”乡村本色，根本上说，现代英国工农业之间的对抗态势毫不真实，它们更应被看成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必要环节，照此来看，城乡关系背后潜藏的危机形态远比其表面矛盾值得注意。[2]威廉斯指明，英国经验由于具有先发性、症状性、彻底性，对于全人类的乡村和城市阐释具有永恒的重要价值。 日本的现代化方案具有以英国为模板的面向，却突出表现为对城乡联动性的自觉建构。该构型整体上对于日本现代史影响深远，这一点在战后日本的思想史研究中得到批判性的阐明。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将日本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阐释为“双向无限反复”的过程。一方面，由中央启动的现代化运动波及地方社会与下层民众，另一方面，以乡村与乡党社会为本的人际关系、规制范式向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转移。[3]文艺评论家前田爱(1932-1987)的总结则颇为显白：“推动日本现代化的动力就是对地方村落共同体的不断再生产及其向都市中心的集中。”[4]易言之，在明治日本政府的眼中，乡村意味着一片充盈着“淳风美俗”的土地，乡村不仅为城市供给大量粮食物产，而且持续地输送品性良善的人才。 赞美并非实绩。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日本乡村因国家财富向商业和新兴重工业的倾斜颇受损害。主要城市东京、大阪、京都、神户、横滨等的人口在20世纪前20年至少翻了一番，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一些近郊的市、町、村以形成都市圈[5]，不过，这对于整体性地解决乡村问题无济于事。日本政府一度寄希望从多方面迅速改善农村管理方式及乡村生活现状，并为此采取推行地方改良运动的举措。迟至一战末期，政府对这项运动兴趣衰退，日本乡村中遂结成由在地官方协会与半官方社团力量复杂交织的关系网络。[6]到了大萧条时期，日本政府已无暇顾及乡村窘境，地方领导力量和社会活动家的乡村自我振兴计划便成为守护农本、抵御衰亡的最后防线。 相较于局势和政策的不稳定性，百年来日本知识人对乡村文化的考察、记录、转化、创造的影响力颇为持久，这些工作对于提振日本乡村文化活力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艺”美学的创造及民艺运动的开展是一个典型案例。“民艺”一词由美学家柳宗悦(1889-1961)及其友人河井宽次郎(1890-1966)、滨田庄司(1894-1978)创出。20世纪20年代初期，作为当时知识界中屈指可数的批判日本对朝政策者，柳宗悦牵头在朝建立“朝鲜民族美术馆”。柳宗悦主张艺术超越国界的理念，搜集展出以李朝瓷器为主的朝鲜民族艺术(Folk Art)，以期编纂朝鲜民族美术史，留存东洋的珍贵手艺(Handicraft)。[7]1926年，柳宗悦与河井宽次郎、滨田庄司两位友人周游伊纪半岛。在行程结束的前夜，他们在高野的山庙中商谈在日本本土建立“民艺馆”事宜。据柳宗悦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