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植物审美中的草木精神与天地气象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利荣(1973- ),女,湖北钟祥人,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62)。

原文出处: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中,植物审美一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宋代,受理学思想影响,植物审美成为连接与体悟天人关系的重要通道,物性、我性与道性的相互开显与生成构成宋代植物审美的主要特色。正是在这一理论维度之下,观物与返性成为宋代植物审美的两端,岁寒之关成为最具宋代植物审美特色的流行风尚,澄治之功强调对植物的审美观照具有移情养性的功能,性理之趣重在探究植物审美中的理学意趣,天地气象则呈现出植物审美中物性、我性与道性三者相互彰显和共同生成的理想境界,由此体现出宋代植物审美的独特面貌和理学精神。可以说,宋代植物审美从根本上阐明了广大精微的中国古典关学精神,对当前重建人与自然本性、人与精神本性的内在连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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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2)01-0069-10

       中国传统美学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形成,植物由此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认知与审美对象,植物审美也成为中国美学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先秦以来的植物审美传统形成了比德、移情、畅神等基本审美模式,随着中晚唐禅宗思想和宋代理学的兴起,植物审美又有了新的理论视角,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宋代植物审美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将移情、比德与畅神植根于清明的理性上,从而丰富了植物审美的理论内涵和哲学品格。明代受心学影响,植物审美中的理学精神有所消褪,晚清在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下,植物审美开始注重向现代科学观的转变。

       在植物审美历史的流变中,宋代理学的理气论、格物论和心性论思想为植物审美提供了系统的认知模式,因此,宋代植物审美理论更加深入,审美表现更为成熟,逻辑体系更趋完整,可以说,宋代植物审美是古代植物审美思想的集大成,其所体现的美学精神空灵而生动、亘古又常新,在现代植物审美的理论建构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宋代植物审美的双重维度:观物与返性

       观物与返性是宋代植物审美的重要理论维度,它将植物审美中物与人的对话推进到更深层的性理层面。观物是观物之性理,返性是克己复礼,重返人的天地之性。如何能返求人性中精纯澄彻的至善本性,对此。理学家尤其强调要“观天地生物气象”①,观天地生物气象即包括观草木精神。周敦颐窗前草不除,弟子问之,则云“与自家意思一般”②,言下之意即“观天地生物气象”可以观“自家意思”。“自家意思”带有较强的禅学色彩,意味着人的自性,在理学这里,则指人所具有的天地之性或天理。

       “天地生物气象”与“自家意思”是指物性与人性中都有天性天理的一面,这涉及到对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关系的理解。天(道)性即天地之性通过草木的生长得以体现,我(人)性中也有天(道)性的一面,但我(人)性常为情执欲念所蔽,失去清明的自性光辉,看不清宇宙生意的通达,而通过观生物气象,人可以返观自性,可以“存天理,灭人欲”,灭人欲不是禁欲,而是通过去除过度的欲念走向返己复性之路,若体会此理,便可见“自家意思”如天地之性一样敞亮。

       能观“天地生物气象”则能观“自家意思”,能观“自家意思”则自家的气象便能显现出来。“杨子曰:‘观乎天地,则见圣人。’伊川曰:‘不然。观乎圣人,则见天地’”③。杨子强调的是圣人能观天地之道,法乎自然;伊川强调的是唯圣人能开显天地精神,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尤其是圣人,能体会天地之道。二人阐释角度不同,但都强调了天地、圣人与“自家意思”有一致之处。

       可见,观物是在物性与人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从中学道、体道、行道。周敦颐窗前草不除,实则是通过观草木之性而获得一种学道与体道的功夫,宋代植物审美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建立起来,通达天人之际也就成为了植物审美的最终方向。

       就观物与返性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观物需要澄怀,另一方面观物可以返性,从而观天地性理与自身性理。观物是出发点,返性是目的地,观物是自然气象的开显,返性是圣贤气象的形成,将自然气象与圣人气象融为一体,是理学家特有的气象美学思想,而植物审美正是理学气象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观物可以返性。人通过观物来返性,是物对人的开显,而不是人移情、比德于物。今人受移情说的影响,大都认为比德是以己德移情于物,物皆著我之色彩,实际上是今人将比德的方向搞反了。比德,不是将人的品德情性投射于物,而是以物的德性来移人的性情。正如梅兰竹菊四君子被简单说成一种道德象征后,就遮敝了它的来路和本义,对此我们需要正本溯源,还原其生成的语境。

       物的德性之所以能移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观天地草木是一种减损的功夫。人要以物为本,去观察其生长变化,体会其规律,感悟其精神,而不是去赋予它很多人为的东西。如花展是要展现花本身的美,而不能以花为工具和材料,去表达一个预设的观念和主题。人们只能让它更纯粹地展示自身,只有完全放下自己,才能观物之形神,只有得物之形神,人才能走在返性复性的大道中,能体悟返朴归真之妙。其次,物性、我(人)性与天(道)性的相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有持续的内外之功,既要内修心性,同时要外观物性。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情感对象化过程,也有身心脱落、与物一体的至乐之情,体会到“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其一)》)的妙境。物我感而遂通的时刻会如灵感闪现,也会倏忽而逝,但介入的经历改变观者。片刻的体验如果加以时时的止定与涵养,那么醇厚精纯的人格就树立起来,生命的风景将因此改变。北宋诗僧道潜在《题净慈诠上人荷香亭壁》中说:“然人心清浊,感物乃尔,而为道者,安得不择其所居?……资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兴可见矣。”④宋代理学家、士大夫及其他文人雅士也多好游历自然山水、观花草树木,在山川草木中体会天地气象,这构成了宋代植物审美中最雅正的部分。

       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从审美客体而言,正是由于受理学观物思想影响,纳入宋人审美中的植物越来越多,如荠菜、茅草等寻常草木都能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中。宋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格物热情,各种植物谱录在宋代大量涌现,古代植物学和本草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对植物的产地、形态、类别、种植及制器尚用等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对草木的色形味与性理和性情的关系都有深入系统的阐释,宋人对草木的审美表现也更加细致、缜密,植物审美理论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从审美主体而言,宋人在植物审美中更注重养精炼神、涵养德性。宋人诗画中对山水花木的表现,除了传统的托物言情之作,更多的是力求对物性自在本真的展现和追求。一些经典的宋代山水花鸟画也成为理学文化宇宙图式和人伦图式的视觉呈现,体现着宋人的审美理想和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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