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22)01-0162-07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具有悲剧崇高意识的历史哲学家，同时也是颇具喜剧反讽意识的历史批判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非常推崇古希腊悲剧艺术，同时也特别欣赏古希腊喜剧艺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曾经创作过颇具喜剧反讽风格的戏剧作品，在理论著作中我们也会经常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喜剧反讽的眼光来看待和批判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并对历史的喜剧性、喜剧的历史性、喜剧冲突、喜剧事件、喜剧人物等进行了精彩绝伦的理论分析与阐发，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喜剧美学观。马克思恩格斯喜剧美学观的形成，深受黑格尔喜剧美学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地颠倒、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逻辑先在论的喜剧历史观，以其宏阔的“世界历史意识”和崭新的历史哲学思维方式，在“历史的”与“美学的”双重视域中，阐发了“历史的喜剧性与喜剧的历史性”问题，确立起独具理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喜剧美学观。 一、理性的狡黠：作为绝对精神演进的喜剧冲突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深受黑格尔辩证哲学思维方式影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喜剧观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继承、颠倒和改造。因此，了解黑格尔美学尤其是他的喜剧理论，对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喜剧观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1]650其实，黑格尔自己早已宣称“‘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因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2]8-9。这意味着，逻辑的冲突也就是历史的冲突，而历史的冲突无疑也就是逻辑的冲突，这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因此，我们可以从逻辑冲突和历史冲突辩证统一的维度，分析黑格尔关于喜剧的理论观点。 黑格尔关于喜剧的相关论述集中体现在其《美学》第三卷“各门艺术的体系；第三部分：浪漫型艺术；第三章：诗”中的论“戏剧体诗”这一部分。众所周知，戏剧离不开戏剧冲突，这一点无论对于悲剧还是喜剧都是适用的，也许正因为此，对于偏爱矛盾辩证运动的黑格尔来说，悲剧喜剧都是其热衷于研究的题域。以此推演，戏剧冲突是“绝对精神”矛盾辩证运动冲突在“美学历史阶段”的一种表征类型，矛盾冲突、思维冲突、伦理冲突、历史冲突、戏剧冲突、悲剧冲突、喜剧冲突等便建立起以“绝对精神”演进运动为总体的内在逻辑关联和统一，达到了黑格尔意义上的矛盾冲突的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历史运行为演绎逻辑来论述艺术所形成的三种形态：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浪漫型艺术。作为绝对精神感性显现的最后一个阶段，浪漫型艺术在发展中逐渐脱掉厚重的感性实体包裹，增添越来越多的精神性旨趣，使其趋近于绝对精神的更高阶段。这意味着，在第一个象征型艺术阶段，由于厚重实体的巨大压迫，绝对精神的伸展必须要付出沉重的崇高的悲剧性代价；而在最后的浪漫型艺术阶段，由于精神力量的不断强大，绝对精神已经陛升到君临厚重实体的阶段，能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轻松摆布和嬉笑嘲弄曾经貌似强大的笨拙实体，发出轻松愉快的会心一笑。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历史演进发展来阐发其喜剧观，因此喜剧矛盾冲突一般表现为理性逻辑意义上的矛盾、悖谬、乖异。实质上，绝对精神也就是绝对理性，也就是理性精神或者说是近代启蒙理性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理解历史理性或历史理性精神是我们理解黑格尔喜剧的关键。黑格尔凝聚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概念“理性的狡黠”，根据不同情境似可以译为“理性的狡狯”“理性的狡计”。在这里，“理性的狡黠”无疑也就是“绝对理性精神的狡计”，正由于绝对理性精神的历史辩证运动，“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才能够实现辩证的统一。关于黑格尔的历史观或历史理性主义哲学观，人们经常质疑其关于历史的铁定的规律，其实，从历史是不是人的历史角度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也充满着人的历史“感性温度”，虽然历史演进是以似乎神一样的“绝对理性精神”的面貌而出现的。如果我们以“有人的历史”与“无人的历史”来分野，那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依然可以理解为“有人的历史”的历史观，正因为此，在黑格尔看似逻辑抽象的地方，历史充满着精神、狡黠、智慧、意志、激情以及善恶美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正所谓“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历史观中的合理内核，以人类实践创造活动颠倒并替代了绝对精神逻辑演进。在马克思看来，整个历史不外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如果离开了人这一历史主体，历史就会成为空洞的冰冷客体，这是因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有了人，有了历史主体，有了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且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生生的人，历史才不会成为某种抽象化、冰冷化、铁锈化的工具或规律，而成为人之历史——历史因之充满善恶美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把“绝对理性”逻辑化、历史化的同时，也还把“绝对理性”聪智化、人格化，也就是说，“绝对理性精神”不仅是逻辑的、历史的，它同时具有近似神格或人格的隐喻和象征意义，“绝对理性”仿佛一个机智狡猾、机巧诡诈的带有人格化特征的神，历史成为被“绝对理性”所设计、所操控、所利用、所观赏、所把玩的产物，充斥于历史中的“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使这目的具有意识，并且实现这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2]25。因此，“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过程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他(上帝)的目的与他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4]。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代表着“个体的理性”，虽然个体的理性热切激情地追求着自我个体的目标，但最终实现的却依然是超越于个体理性之上的“普遍的理性”目的。在这里，“普遍的理性”或“绝对的精神”仿佛隐藏在“世界历史大戏”的幕后，俯瞰、窥看、笑看争斗冲突、悲欢离合，个体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不过是“绝对理性精神”借以实现自身的工具，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