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2)03-0105-14 一、赛博格身体与赛博格社会 “赛博格”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称谓或者说一种指示代词，最早见诸于1960年在《航天学》杂志上刊载的一篇题为《赛博格与空间》的文章，弗雷德·克林斯(Manfred Clnnes)和他的合著者内森·克兰(Nathan Kline)的观点是：在外太空探索中，要转变以往主要致力于将外太空环境改造为地球环境的做法，采取对人的身体功能加以改造的方式，使得人体得以适应外太空的要求。[1]作者对此进一步的解释是：为了协调身体自身的稳态控制，这种自我——调节必须在不受以往的影响下发挥作用。[2]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科学家将生化机能物质注入小白鼠身体里，进行通过外力掌握甚至操控其生理反应的科学实验。“最具原初意义的赛博格，是指那些已配备医疗装置，像人工心脏或起搏器或义肢，或者为了存活而依赖于机械装置，像心脏和肺机器的有机体。”[3]随着现代医学事业和高科技的发展，再加之“生活美学”“生态美学”“时尚美学”“实践美学”等美学理念逐渐“闯入”大众日常生活中，使得赛博格的外延已经超出原有的内涵所蕴，赛博格被定义为一个人的身体性能经由机械拓展进而超越人体限制的新身体。[4]人们为了践行“美的理念”，通过假肢、人工助听器等技术手段达到“感性显现”，也依然紧扣住《赛博格与空间》中“适应”这一关键词。至此，关于“赛博格”的定义和内涵基本都已明晰，发展赛博格的初衷就是利用科技发明和技术手段，用以改善和增强人类生物体的机能，借此技术性手段可以达到进一步改造世界和征服自然的目的。近年来的赛博格热现象使得一个女性学者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她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然而，哈拉维之所以提出赛博格概念，不仅为了发展原初意义上的赛博格身体，更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动因。哈拉维把“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5]与克林斯和克兰两位科学家不同的是，哈拉维更看重这一合成物在社会现实的影响下和规训下如何自为生活下去的问题，以及在这一全新的被建构的赛博空间中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 (一)我们都是赛博格 人们目前身处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延续着赛博格身体。最常见的诸如眼镜、假牙、骨骼等植入性替换手术、生物机体层面的合成技术，还有手机、电脑等移动设备终端，以及未来的5G技术都将浸入到人类生活中，从而构成一个更为庞大的无形赛博格。我们通过科技手段不仅丰富了生命的存在方式，延续了肉体生命的时间向度，并且“在机器构建的人造系统中，将自我内嵌为机械语境中一个关键部分。可以说人类已然从一个羸弱的动物有机体生成为更具能量动力——人机合体的赛博格”[6]。当互联网技术已经渗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难怪有人说：“我们都是赛博格。” 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简单概括就是机器无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的结合，如假牙、假肢、心脏起搏器等外在无机体“入侵”到人类有机体中。这些通过技术增强后的身体导致了我们原有认知层面的断裂，即生物碳基与机器硅基、物质实体与非物质实存(虚拟现实)等的界限已趋于模糊不可辨。此时，虽然对人类身体界限的认知产生摇摆，但人们还是非常肯定地指称说：这是一个人，即并没有改变身体的物理属性且可以用当下的身体美学等思想对其进行研究讨论。“2015年9月9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Sergio Canavero将与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手足显微外科教授任晓平携手完成世界上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人类‘换头术’的想法是Canavero 2013年提出的，此次‘换头术’的话题再次引发科学界争议，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此次研究者将‘换头术’提上了议程，并且有志愿者的加入。有人说这项手术将会成为医学领域的新里程碑。”[7]这则消息令医学领域的专家十分振奋，然而就在这时志愿者却提出退出申请。由于志愿者拥有中断或退出实验的权利，Canavero团队只好停止该实验。这例原本将是首例活体换头的手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抛开现实手术的技术难度不谈，假设技术问题全部得以解决，那么这项手术是否会涉及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比如，被换了头的病人到底是谁？是属于身体的“主体”，还是属于大脑的“主体”？这个医学实验彻底让我们颠覆了以往的认知模式，“非原装”的大脑和身体构成的新有机体，到底是大脑指挥、控制着身体的行为，还是身体的感知影响着大脑的神经系统；当出现具有争议的问题如犯罪或伦理问题时，应该怎样定论……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2015年10月23日的《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从“换头术”看异体移置的底线》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列举了换头术可能带来的几大社会认可难题：“1.‘换头术’会带来身份识别的困惑；2.‘换头术’将带来对身体支配权的困惑；3.‘换头术’会带来社会身份的混乱与潜在的犯罪可能。”[8] “我们都是赛博格”这一提法虽然在学界或者严格的道德框架下显得有些游移，但此观点在现实中却有多处映照。在哈拉维的《伴生物种宣言：狗、人和重要的他者》中，她甚至将“赛博格”的概念扩大到人与动物之间，使得我们无法分清人与动物这两类物种组成的“Cyborg”之间到底谁是cybernetic(控制的)，谁又是organism(有机体)。哈拉维在这本书中阐明的事实是：家养的宠物如猫、狗等，都是人类的伴生物种，在人类的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是“附属”，而是伴生。哈拉维所表达的含义与期望的目标是对人—动物关系以及其他自然和文化关系进行反思，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对技术科学的研究。[4]这种现象当下很常见，人类对宠物的依赖已经使我们无法分辨谁控制了谁，表面上看是我们的身体控制了动物的身体，但动物的情感喜好却也影响了我们的具身感知。对于狗、猫等这类家宠来说很好理解这种伴生关系，换个角度思考，人们日常乘坐飞机、火车、开车等其实都是一种伴生关系。就拿人们开车来说，是车辆载着人们行驶，还是人们控制着车辆前行？这个问题似乎很好理解，在人与车子这一“控制有机体”组合中都认为是人们控制(操控)车子，其实当人们坐进车子的那一刻，就已经和真实的自己之间隔着一张由铁皮形成的无形网，回想一下，不管平时多么谦恭礼贤的人，只要驾驶车辆，都可能会变成路怒狂便可以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