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2)03-0081-10 随着现代技术体系的兴起，人的主体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AI的出现，我们已经变成了“机器和有机体的混杂物”，即“赛博格”(Cyborg)。[1]158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种“赛博格状况”(cyborgian condition)已经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但相关转型并未完整地进入学术视域。[2]恰如学者米莫萨·珀西艾恩(Mimosa Pursiainen)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更喜欢从政治、文化、社会的角度探讨赛博格主题，却很少将相关理论建构推进到美学维度。[3]13那么，赛博格的兴起注定不是个美学事件吗？如果是，它又怎样改写了美学话语？根据知识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和严格的理论推演，本文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由于赛博格时代的到来，审美主体概念已经被改写；身体—技术不断变化的嵌合方式正在产生新的审美话语；赛博格美学具有清晰的特性，也具有了自己新的研究领域。 一、赛博格处境与审美主体概念的改写：一个初步的分析 在1960年9月发表的论文《赛博格与太空》(Cyborgs and space)中，科学家曼弗雷德·克纳斯(Manfred E.Clynes)和内森·克莱恩(Nathan S.Kline)提出了一个设想：当人类身体和机器之间出现了控制论意义上的耦合时，一种可以被命名为赛博格的存在就会出现。[4]他们认为赤裸的人类肉身无法胜任漫长而艰苦的太空旅行，应对之道在于“创立自我管理的人—机系统”(self-regulating man-machine systems)：“为了与身体的自主稳态控制合作，这种自我管理必须能够在没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发挥功能。对于此类作为一个整合的内稳态系统发挥作用的外生扩展的组织复合体，我们建议使用术语‘赛博格’。”[4]根据他们的设想，“赛博格有意地涵括外源性成分”，可以“扩展生物体的自我调节控制功能”。[4]譬如，“赛博格的子系统将包括可以检测辐射水平的传感器”，而这意味着人类不必总是为区区琐事烦心。[4]由于机器可以在人类暂时缺席(如宇航员处于睡眠状态)的情境中运行，因此，整个系统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安全保障。当相应的“人造物—有机体系统”(artifact-organism systems)可以自动解决问题之后，“人就可以自由地去探索、创造、思想、感受”。[4]随着科学进展提供的更大便利，它们还会“同时为人类的精神提供新的更广阔的维度”。[4]那么，赛博格究竟会怎样影响文化领域？它会影响艺术乃至美学的建构吗？两位科学家并未将自己的研究延伸到这些领域，但相关的前景已经初步显现。 《赛博格与太空》是另一篇论文《药物，太空与控制论》(Drugs，Space and Cybernetics)的续篇，作者显然深受诺伯特·维纳(Nobert Weiner)的影响。当后者于1948年发表《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与通讯》时，有关赛博格的原初构思已经出现。在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中，维纳反复比较计算机和大脑的运作机制，发现二者中存在类似的“反馈机制”(feedback mechanisms)。[5]11同样的过程会出现在“机器或活的组织之中”(in the machine or in living tissue)[5]11，钢铁和血肉都可能形成自动装置。[5]42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和其同伴们才提出了控制论这个概念：“我们决定把整个有关控制和通讯的领域——无论是在机器中，还是在动物中——称为控制论，而这个词是由古希腊语中的舵手一词演变而来。”[5]4这里所说的舵手显然指的不仅仅是人，还包括能够自动运行的智能机器。在后者进行数据运算的过程中，非人类舵手已经出现：“全部运算序列要在机器上自动进行，从把数据放进机器的时候起，到最后把结果拿出来为止，中间应该没有人的干预；为此所需的一切逻辑判断都必须由机器自身作出。”[6]当两种舵手相遇时，“非线性的交互作用”(non-linear interaction)就有可能发生。[5]202既然机器可以自动解决问题，那么，它们就是相对独立的“行为者”(agents)。在机器和人类身体之间，反馈机制牵连出相互塑造的双向运动；传统的单向决定论已经不再适用，相互关联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不再是被他者调控或合并的资源”[1]150。随着这个趋势的凸显，人必然成为机器和有机体的混杂物。虽然维纳本人并没有提出赛博格概念，但其言说已经预演了后者诞生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克莱因斯和克莱恩说出了维纳的未尽之言。到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撰写《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85)时，《控制论》中的潜台词获得了更加畅快淋漓的表达：赛博格的诞生证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已经出现了“有效的融合”(potent fusions)，而这同时意味着各种层面的“拆散和重组”(disassembled and reassembled)。[1]153由于赛博格时代的人变成了混杂物、马赛克、嵌合体，因此，机器性和身体性的互动将建构出复数化的自我：“对于我们来说，在想象和其他事件中，机器可以成为假体装置、亲密的组件、友好的自我。”[1]173与这种变化相应，现在的机器变得“更敏感而精确”，甚至能够勘探人的“情绪地图”。[7]189在机器和身体之间，联合模式必然代替统治的逻辑：“机器不是一个被激活、被崇拜、被统治的它。机器是我们，是我们的进程，是我们‘具身化’(embodiment，)的一个方面。”[1]174我们是身体—机器，机器—身体就是我们。赛博格化的身体—机器形成了新的行为者，即“赛博格主体”(cyborg subjects)。后者不再仅仅是电影中的恶棍或英雄，而是我们每个人自己。[2]当这些“后人类存在”(post-human entities)介入审美或艺术创造之后，根本性的变化必然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