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86/j.cnki.wujss.2022.03.002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3-0021-09 透视、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是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一项重要理论任务。在海外毛泽东学7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①，毛泽东思想肖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者笔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复杂面相。尽管在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性历史中，毛泽东思想肖像呈现出多元的变动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多元变动中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内部一致性，即由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者基于特定理论范式②构筑起来的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整体性轮廓。在这个基本轮廓下，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理论的出发点或兴趣点对轮廓的具体细节进行了充实和补充。然而，在由主流研究范式构成的海外毛泽东研究“学术共同体”之外，还存在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另类解读模式，即20世纪70年代以佩弗(Pfeffer)、沃尔德(Andrew Walder)为代表的，和90年代发展到高峰时以德里克(Arif Dirlik)、哈里(Paul Healy)、奈特(Nick Knight)等新左翼学者为代表的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批判性透视”(critical perspectives)③。这里所言的“批判性”，并非指对毛泽东本人思想的批判，而主要是对当时在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在新左翼学者看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所谓主流研究范式其实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一种保守主义解读模式，而新左翼开启的所谓批判性学术透视正是针对保守学术研究的弊病而作，是从批判性左翼(critical left)视角切入而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reevaluation of Mao)[3](P11)。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这两种思潮之间的争锋与较量出发，通过对新左翼批判性透视历史语境的揭示，以期在此基础上大致勾画出新左翼批判性透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基本理论结构，并期冀为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性空间。 一、海外新左翼学者透视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历史语境 海外新左翼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批判性透视，并非基于纯粹个体理论兴趣的尝试性探索，而是深刻地根植于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保守主义”解读范式居于统治地位及其形成的压抑性、封闭性的学术氛围之中，是直接针对这种保守主义学术研究范式而生发的某种“理论突围”。因此，探讨新左翼批判性透视思潮的具体历史语境，倘若离开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保守主义研究氛围，则无从将此问题从根本上加以厘清。毛泽东研究在海外作为一门专业学术研究领域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最初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关于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奠基性贡献——主要体现在成立专门研究中心，使海外毛泽东研究相对摆脱单纯区域研究的限定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且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专门学术人才[4](P1-32)；到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正式提出“毛主义”概念，进而标志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开端”(the first scholarly account of Mao)[5](P17)；再到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经典文献资料的系统化收集和整理工作所发挥的资料性补白作用④，以及建立在上述原始资料基础上的理论解读工作；最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以沃马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学者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传统延续与理论创新⑤。可以说，上述理论谱系的延续发展，构成了海外主流学界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基本范式。进一步而言，上述主流学者及其研究范式的内部共同性，在一定程度上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学术共同体”。因为他们的相关研究延续了共同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并且为毛泽东勾画了一幅整体上大致相同的思想肖像。 因此，在居于学术主导地位的主流研究者那里，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主要呈现出如下显著特征。一是寄希望获得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排他性唯一真理，并且这种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和解释主要是掌握在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主流学派手中；二是在关于毛泽东的解读过程中，经验主义阅读方法占据了主流统治地位，认为只需占有毛泽东的全部文本便可直接无损地展现所谓毛泽东真实全面的思想肖像；三是基于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历史性定位，从中国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中透视毛泽东，从而摒弃诸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其他理论资源介入的可能性；四是致力于将毛泽东刻画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形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浓厚唯意志论色彩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上述关于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勾画及其理论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范式并居于学术的统治地位。这种研究在新左翼学者看来，直接封闭了毛泽东研究深化和拓展的可能性空间，并且造成了海外毛泽东研究长期存在的“理论贫困”(theoretical aridity)状态。正是针对主流保守主义解读模式的统治地位及其造成的理论消极效应，新左翼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主流研究范式展开了集中的理论批判。这种批判性左翼思潮的介入，从根本上而言是特定历史语境相互交融的历史性产物。 第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固化”与“毛泽东热”之间的冲突及其间的张力关系，为新左翼思潮的批判性介入提供了重要支援背景。毛泽东逝世之后，尤其是伴随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正确评价，国内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尤其是他晚年的理论实践作出了科学评价，之后国内的毛泽东相关研究主要都围绕“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精神和基本原则展开。虽然以“三七开”的评价方式肯定了毛泽东首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存在的定位，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为回应左翼学者批评和进行自我辩护的“护身符”。这要从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1976年爆发于《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上的“第二次论战”(Modern China debate)开始谈起[7](P81)。此次论战的双方分别是以佩弗和沃尔德为代表的“左派”和以史华慈、施拉姆等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⑥。“左派”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自由派”对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理解存在从方法到内容的双重缺陷，即从方法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存在机械论的漫画式图解，忽略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从内容上极力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动态发展的谱系中定位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更倾向于将毛泽东理解为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烙印的“唯意志论者”[7](P102)。针对“左派”的批评意见，“自由派”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而是对此表示了鄙夷和嘲讽，将相关批评意见抛之脑后并继续按照其固有的模式展开研究。以施拉姆为例，针对“左派”学者从内容和方法上提出的批判性意见，他仍继续坚持毛泽东脱离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固化结论，并且“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公布反而引起了施拉姆本人极大的欢呼。因为在他看来，“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晚年毛泽东理论实践的否定性评价恰恰证明了他固守的毛泽东的思想“异端论”和“唯意志论”的“科学性”。尽管20世纪70年代“左派”学者对保守主义理解模式的挑战并未取得明显效果和回应——主要原因在于保守主义学派占据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术地位，并且具有学术的裁定权(裁定国外研究可阅读文献的范围、裁定研究文献的有效性或真实性)[3](P9)，但在90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开始突出的一批新左翼学者看来，毛泽东及其形象在当代中国将会实现周期性“回潮”现象，毛泽东在当代中国业已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或象征性存在，这代表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期冀或愿景意识。“毛泽东复兴”(Mao revival)从根本上而言表达了一种及时的提醒，即毛泽东思想肖像的复杂性和毛泽东多元面相存在的可能性。关于对毛泽东的理解和透视不可能仅拘于“第二个历史决议”中规定的“宜粗不宜细”的框架中就可以达成。尽管新左翼学者承认“第二个历史决议”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但是他们拒绝固守在“第二个历史决议”构筑的关于“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 Thought)(作为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框架之中透视毛泽东，而更加倾向于使用“毛泽东的思想”(Mao's Thought)以期为“批判的左翼介入”(critical left interventions)构筑一个开放性空间[3](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