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2)02-0049-0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阐释“坚持理论创新”的具体历史经验时，论述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的理论创新路径，为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无疑是注重“两个结合”的典范人物。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毛泽东思想鲜明的理论特质，毛泽东思想批判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互动始终是国外研究者的重要关注点，是其笔下的毛泽东形象的厚重底色。梳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理解毛泽东的历史影响、更充分地彰显中华文化的世界魅力、更深入地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和发生路径。 一、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形象的深沉底色 毛泽东及其思想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打开了世界认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窗口，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出版后即为全世界读者带来了强烈震撼”②。这一著作记述了毛泽东自述的早年成长历程及其接受传统儒家教育、酷爱中国古典小说、与家庭教育“抗争”等经历，向世界展现了毛泽东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领袖形象。随着国外毛泽东研究朝着学术化方向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成为国外学者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中介，成为建构毛泽东形象的深沉底色。 (一)学术动因：中国传统文化是解开毛泽东及其思想奥秘的钥匙 国外毛泽东学的研究对象为“毛泽东的思想”，即毛泽东一生及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这与国内有明确政治内涵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相比，在时间维度上将研究范围向前后延伸，有助于全过程地理解和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也为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在国外毛泽东学中的凸显提供了可能。正如澳大利亚学者王赓武(Wang Gungwu)所说：“对于绝大多数毛泽东的传记作者来说，追寻他的中国根基几乎成为责任所在。人们设想，这其中一定包含着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③。回顾毛泽东一生的认识和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少年时期接受传统儒家教育，青年时期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多种外来理论学说的交织碰撞中实现思想转变和信仰确立，投身革命后灵活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直至晚年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由此观之，中国传统文化贯穿毛泽东毕生实践及其理论发展的始终，考察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毛泽东研究中难以回避的话题，也是国外毛泽东学的重要关注点。 国外毛泽东学是在跨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学术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应从何种角度去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亦即立足于国外学者既有的西方文明认知框架还是着眼于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难能可贵的是，国外学者大都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前提。首创“毛主义”概念的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被认为开启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他较早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有利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不了解中国的客观环境或它的文化遗产，就不可能理解在中国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④。秉承这一理念的史华慈，在完成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开山之作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思想。⑤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则认为，虽然毛泽东思想与儒家思想差别很大，但类似之处也很多，“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⑥。如果说国外毛泽东学是国外学者试图解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成功的钥匙，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他们揭开毛泽东及其思想奥秘的钥匙。 (二)学脉渊源：“古典汉学”与国外毛泽东学 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早期传播，为国外学者探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提供了认知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其发展程度很长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自西汉起，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便有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传播，此后通过使节往来、商业贸易等多种方式在世界上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多次迎来传播高潮。特别是明清时期，基督教传教士把许多中国文化典籍译成外文传播至欧美，并撰写介绍中国政治、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情况的著作，引发巨大反响。正如费正清所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明影响着欧洲而非相反”。⑦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各国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中形成了其独有的认知框架，中国传统文化也为国外学者理解和分析毛泽东及其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随着现代中国学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国外毛泽东学成为其独立的研究分支，为国外学者探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西方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可以追溯至16世纪，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研究从古典汉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汉学研究从而分为关注中华文明的“古典汉学”和关注现实中国问题的“现代中国学”两个分支。⑧毛泽东及其思想正是“现代中国学”早期研究的重要对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外毛泽东研究者很容易受到古典汉学关注中华文明的学术传统的影响，重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努力探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国外学者在投身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前，就深受古典汉学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熟悉。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在费正清等学者的倡导下成立，吸纳古典汉学研究的重要学者来共同致力于20世纪中国的研究，因为他们意识到要研究好现代中国，就应使汉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⑨这些因素，为国外学者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