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和宏伟目标，在学术史的视域中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的学术成果，将有助于我们在思想积累和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早日完成这一宏伟目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如李达、艾思奇、冯契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尤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集中体现为他们准确理解并认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反思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实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重组”和“思想体系重构”。在胜利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站在学术史的视野中，呈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体系化”所做的理论贡献，必将有助于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智慧。 一 学术体系构建的思想积累和前提准备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整体上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撰写以《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学大纲》为代表的系列论著，最终呈现了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现实问题所理解和阐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发表以《〈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唯物辩证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等论著，最终呈现了其所“构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术阐释体系。质言之，李达的历史性理论贡献就在于，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在这里，我们主要着眼于李达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个方面的理论贡献，即其在介绍、传播、捍卫、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呈现对其所做的“系统化”梳理和“体系化”表达。 综观学术界既有的研究，关于李达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学者们要么聚焦于李达哲学思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要么聚焦于李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和捍卫，确认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李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①。在我们看来，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铺平了道路，在学术史和体系构建方法论自觉中，李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特贡献可以具象化为这样一点，即实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化”阐释。具体言之，李达以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托，批判性地审视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在阐释和研究毛泽东各类哲学论著尤其是《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的基础上，剖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对其哲学思想做了体系化的阐释，即构建了“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学术体系，并使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有机融合”，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在文本上，这主要体现在围绕《实践论》和《矛盾论》而展开的思想阐释与理论分析所形成的以《〈实践论〉解说》②和《〈矛盾论〉解说》③为代表的系列文本④之中。在这些文本中，李达实现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准把握和独到研究，弄清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核心内容，为“构建”系统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做了准备，其最终凝结在《大纲》之中。 在《〈实践论〉解说》系列文本中，李达对《实践论》的历史地位、核心观点以及学习方法论原则等进行了深入揭示，为系统阐释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之主要部分的认识论做了思想积累。 在《〈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⑤中，李达对《实践论》做了整体性的理解和判断，即《实践论》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哲学，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的理论内涵，必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指南，等等。这些理解和判断全方位呈现了《实践论》的基本特性、核心观点、历史传承和实践品质，极大促进了党员领导干部和大众对《实践论》的整体把握，这些论断无疑在当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怎样学习〈实践论〉》中，李达客观回答了“为什么要学习《实践论》”“怎样学习《实践论》”两个问题，并列出了“《实践论》学习提纲”。如果说前两个问题的回答解决了“在思想上接受”和“在方法上遵循”《实践论》的话，那么后者则简明扼要地将《实践论》的框架罗列出来，为《实践论》的学习做了提纲挈领的引导。在我们看来，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强调了《实践论》的来源及其思想创建之历程。按照李达的理解，《实践论》所针对的问题起初并不是理论的，而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思想上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分析中，强调二者的统一，这就决定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认识的理解“做了精辟的分析和光辉的补充。”⑥二是回应了有人质疑《实践论》如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在当时境遇中，一部分人并不认可《实践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在理论的来源上，认为《实践论》中并不存在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认识的理解；在理论的学习上，认为只要掌握《实践论》的理论内容就可以，等等。李达对此有针对性地做出阐释，他认为，《实践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的“发展”，这里的“发展”有着具体的内涵：“所谓发展，是意味着它的延长、继续和补充，而这种延长、继续和补充，又必定符合于实践。”⑦客观地讲，这种澄清《实践论》来源的误读，对“形而上学的学习方式”的批判并由此提出的“思想理论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对《实践论》中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理论的“实践”，也构成之后《大纲》编著的指导性原则。 《〈实践论〉解说》是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普及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际发表的论著，集中实现了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成果的《实践论》的理解。正是在对《实践论》的解说与阐释中，李达深谙毛泽东实践论思想的核心要义，为之后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融合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这一论著中，李达采用逐段解读的方式对《实践论》及其蕴含的思想做了全方位的阐释。总体上看，一是在西方哲学发展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对辩证唯物论做出剖析，继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列宁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比较，阐释《实践论》中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等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核心要义的理论渊源。例如，李达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唯物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则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两种哲学的明显分歧就在于认识论上。这就为解释毛泽东《实践论》的历史继承性找到了切入点，即认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他进一步强调，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是其认识论的核心，这一反映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造，而由列宁发展起来的”⑧，毛泽东的贡献就在于将这一反映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具体的真理”，这一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统一”⑨。由此，李达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渊源及其中国特点和中国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