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2)02-0065-08 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研判社会政治问题的两种基本框架。前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后者则是党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①条件下探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重要理论成果。随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的不断深入，两者关系经历了从以“两类矛盾”吸纳阶级矛盾，到阶级矛盾不断产生逸出“两类矛盾”框架的冲动，再到阶级斗争反过来统领“两类矛盾”的嬗变过程。 官僚主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自然应放在上述两种基本框架中加以审视，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性质的认识也必然随着两种框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学界并未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重视，或是认为官僚主义单纯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②，或是觉察到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定性存在从工作作风问题转变为敌我矛盾的发展历程，但都将这一转变笼统理解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③，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两种框架的复杂互动及对官僚主义性质认知的具体过程。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勾勒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问题性质认识的变动轨迹，并剖析其变动的内在逻辑。 一、1956-1958：官僚主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立足调整新生政权的政治关系、团结一致发展社会生产，创立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在这一框架下，官僚主义主要被纳入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但又隐伏着一定条件下向敌我矛盾转化的可能。 (一)“两类矛盾”基本框架的提出和确立 1956年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引发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标志着毛泽东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问题上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除了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不同解决方法的论述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阶级矛盾和“两类矛盾”关系的说明。根据毛泽东的观点，人民内部矛盾分为两个部分：一为阶级矛盾，即“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主要指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④；一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其中又包括“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⑤。阶级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矛盾，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政策的成功使毛泽东乐观地认定，“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用非对抗性的方法即民主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当然，两类矛盾之间依然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可能，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仍有可能重新转变为敌我矛盾。 通过上述理论构想，毛泽东实际上把阶级矛盾分解成两部分——极少数部分仍然作为敌我矛盾存在，大部分则被吸纳进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之中——从而淡化阶级斗争色彩，突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国家政治生活新主题，达到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⑥的最终目的。 一个复杂理论从提出到被完全接受，总要经历一个过程。在毛泽东发表关于“两类矛盾”的演说后，党的领导层并没有马上领会这一学说的精髓和实质，尤其是阶级矛盾“同‘两类矛盾’关系”的部分。比如，刘少奇在1957年3月到湖南考察时谈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矛盾“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社会里”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⑦；邓小平4月到甘肃考察时谈到，“去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变得突出了”⑧；差不多同时，彭真在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提及，“国内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显露出来了”⑨。可见，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以外的其他领导人尚未意识到“两类矛盾”和阶级矛盾之间是吸纳与被吸纳的关系，仍习惯性地把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列和对立起来。 1957年夏季的全党整风及反右派斗争，为党的领导层形成共识提供了机会。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由于处理不当而部分转化为敌我矛盾的鲜活案例。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范围内，不厌其烦地重申阶级矛盾同“两类矛盾”关系的理论要点：“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⑩此外，他在稍早时候专门就甘肃省委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哪个为主的问题作出答复：“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11)换言之，所谓主要矛盾不是指人民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而是属于生产关系中相互关系范畴的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12)，只不过这一矛盾被“两类矛盾”分解和吸纳。 经过毛泽东的反复讲解，党内其他领导人迅速调整自己的观点，与毛泽东逐渐达成基本一致。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整风运动报告时指出：“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方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党的领导，否则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13)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14)。以此为标志，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两类矛盾”吸纳阶级矛盾的基本框架最终确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