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B51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2)-01-0109-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和考据①。这无疑为新时代进一步拓展毛泽东研究指明了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不过，这里的“文本”的范畴应该是广义的，不能只局限于公开出版的经典文献资料，还应含涉与文本研究具有关联性的其他文献资料。石仲泉先生在20多年前就提出，毛泽东研究要上新台阶，就必须“充分利用正式发表和广为披露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这一“不容忽视的外在条件”，“广撷博采已有的研究成果，把现有的重要研究论著作为继续向前攀登的前进基地”②。这里的“文献档案资料”“研究论著”实际上就是多元化的史料。也就是说，在重新审视多元史料的价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新时代毛泽东研究说“新话”的重要路径之一。当然，对毛泽东的文本研究或资料考据，不仅要放在“时代和环境中阅读它，但又不要把它变成那个时代和环境的档案的一段碎片”③，而且要注意解释清楚文本或文献资料之间存在“相互抵牾之处”的原因。在此，笔者以毛泽东文本中所勾画的德波林的双重肖像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般来说，毛泽东提到过的人物及其著作或思想，或多或少对毛泽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正面的、反面的抑或兼而有之。在毛泽东提到的众多人物中，德波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位。因为如果指认德波林的哲学著作，在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实现中西哲学融汇、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肯定是极为让人惊诧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我们的思维空间中，一提起毛泽东话语体系中的德波林，往往想到的只是那个在《矛盾论》中出现的被毛泽东严厉批判过的德波林。但是出人意料的是，20多年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却给予德波林的著作以正面评价。毛泽东文献资料中的这个“矛盾”，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需要厘清的事实。还原德波林在毛泽东话语中的真实寓意，不仅有利于解开这一谜团，而且对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大有裨益。笔者就此谈点个人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延安时期以《矛盾论》为核心的文本群中德波林的“反面”肖像 从国内外对德波林在毛泽东以《矛盾论》为核心的文本群④中的寓意的研究来看，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对德波林及其哲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确，从这三个文本的内容来看，毛泽东不仅在《哲学批注集》中多次摘录或概括了西洛可夫、米丁等人对德波林的认识论的辩证法性质、对立的和解论、差别不是矛盾等观点的批评⑤，而且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下简称《讲授提纲》)中明确把德波林关于矛盾“只存在于过程发展之一定阶段”的观点定性为“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机械论”⑥。在《矛盾论》发表时，毛泽东则进一步把德波林的这一见解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⑦。而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文本群中勾画的德波林肖像的解读则是多样态的。在威尔逊看来，“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毛试图对莫斯科发生的围绕德波林哲学学派而发生的争论提供一种答案”⑧。他的言下之意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德波林的批判主要是对斯大林哲学的一种认同性回应。威尔逊的观点并不罕见，其要义要么是魏特夫的“阴谋论”⑨另一种改头换面的说法，要么是杜娜叶夫斯卡娅“背离说”⑩的隐性表达罢了。而莱文则相反，他认为：“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接触德波林的著作，尽管他的主要哲学顾问属于反德波林阵营，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许多东西仍使人想起德波林。”不过，莱文的语意并不真的是要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德波林的关联，而是服务于他试图黑格尔化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价值旨趣。在莱文看来，虽然“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列宁首创的，但它也由德波林推进了”。斯大林对德波林的批判意味着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毁坏，从而窒息了马列主义辩证法的生命力。可以说，莱文语境中的德波林的言外之意，无外乎是想指认《矛盾论》之所以能复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传统，“决定性的中介”是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11)或者进一步来说，莱文想突出黑格尔在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魏斐德的看法。他认为，在当时，“‘德波林主义’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可能仅仅是指那样一种人，他们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德波林或德波林主义就成了斥责那些喜欢纯理论而放弃革命实践的哲学修正主义者的一种术语。(1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德波林主义在《矛盾论》中只是一种替代性的、符号化的话语。是否真的如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呢? 首先，毛泽东在以《矛盾论》为核心的文本群中并没有完全否定德波林。从苏联哲学发展史来看，自1930年12月德波林的观点被斯大林定性为“孟什维克唯心主义”之后，德波林哲学在1931年之后的苏联哲学著作中就由权威转变为被严厉批评的对象。这在1932年之后中国学者所翻译出版的著作中也是很明显的。从毛泽东当时所阅读的苏联哲学著作，特别是李达翻译的、毛泽东熟读过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就可以清楚看到对德波林的批评。李达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译者例言”中就指出：“不久以前，德波林曾被推为伊里奇以后的哲学上的最高峰，但是他的哲学中，有不少地方‘无条件的容纳了黑格尔’，无批判地继承了普列汉诺夫，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形式主义’，黑格尔的倾向，及少数派的色彩。”不过，李达并没有全盘否定德波林，而是认为其“包含着真与谬”，需要进行“批判的研究”。(13)如果结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说法，可以看出毛泽东同李达持同样的态度。这一点在1942年毛泽东推荐给党员干部阅读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中也可以看到(14)。与苏联自1936年起把对德波林派的批判升级为敌我矛盾并彻底否定不同，在《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中依然收录了红色教授学院最初对德波林及其学派所作的比较公正的批评，起码肯定了德波林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曾发挥过的作用。 其次，从以《矛盾论》为核心的文本群的语境来看，批判德波林及其学派的主要意蕴针对的是中共党内的“主观主义”或“教条主义”。在《讲授提纲》中，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五四运动至唯物辩证法运动或苏联哲学清算运动之前，我们对“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的成分”。结合整个文本，毛泽东说明了以下几点意思：第一，在苏联哲学清算运动之前，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主要受德波林派解读范式的影响；第二，中国革命实践出现的挫折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列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有关；第三，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没有实现哲学的理论与政治的实践的紧密联系，割裂了辩证法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的一致性，“调和”“综合”唯物论和唯心论，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或差异就是矛盾。因而，德波林派的哲学“违犯马克思主义”。(15)从文本表层来看，毛泽东对德波林派的以上批评确实和1931年后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从这个角度看，威尔逊的说法好像有一定道理。但是，《讲授提纲》中的很多说法是毛泽东对所阅读内容的概括。同时，如果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和其他文本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对德波林的批判主要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针对党内的错误路线和思想而发的，指向的主要是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中提到“德波林”或“德波林派”时所作相关批注的语境中，德波林及其哲学的缺陷主要用来指代“中国主观主义者”或“中国德波林派”(16)所具有的理论脱离实际、不注意中国特殊性和具体特点的特征。如果再结合张如心写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的内容，以及《矛盾论》的价值旨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17)——来看，德波林无疑具有意向性的特征。艾思奇指出，毛泽东不是简单地跟着苏联批判德波林，而是以其为鉴，“依据中国的革命历史经验”，对“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中的主观主义错误”的哲学根源进行深刻剖析(18)。因而，在这一点上，魏斐德的理解是比较到位的。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矛盾论》原初版本中，毛泽东克服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的意图是含蓄的，并不像1952年版本中那样明确。而且在正式版本中对其他意识形态(包括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差”的攻击都没有出现在原始文本中。(19)龚育之就指出，因为历史原因，对共产国际以及党内曾经盛行过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批评，过去是不便讲明的(20)。毛泽东也说过，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错误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