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运动的历史逻辑与演进脉络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玉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
人文杂志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由提倡生产工作到推动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进而构想发动“第二个生产革命”的过程,其间交织了武装与生产、前线与后方、公家与私有、武力与劳力、商业与农业等之间复杂的关系,农业生产的运动与组织并非是顺利无碍的,各个根据地乃至同一根据地内的客观环境与党政军民的思想各不相同,为大生产运动的展开制造了现实困境。各个根据地差异性极大的生产运动与复杂的经济关系,既展现了中共在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展开生产运动时的多维面相,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培育农业基础和改善军事财政状况的过程中,将生产运动与思想整风、民众组织、干部教育、军队整顿等相结合的策略。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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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2-0080-16

      战时粮食物资的筹措十分不易,在残酷且动荡不安的战争中组织战时农业生产则殊为艰难。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运动与经济建设,既有研究或侧重于对单个抗日根据地或某个行政区域内生产运动的政策进行梳理,①或将生产运动纳入到革命理论与宏大叙事之中,②近年来,也有学者从军事财政的角度对中共在抗战时期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历史社会逻辑进行了初步探讨。③而抗战时期生产运动的整体过程与内部张力、内在逻辑与演进过程,仍待进一步梳理与论述,本文试图在根据地相关经济史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抗战时期大生产运动中最受重视的农业生产,梳理中共在根据地掀起农业生产运动的演进过程与发展脉络,努力还原并揭示农业生产运动中存在的多样性矛盾与多元化思想。

      一、军事财政压力与战时生产工作的转变

      生产与战争,是一对辩证矛盾的概念。战争破坏生产,又依赖于生产;生产受到战争的扫荡,又不得不为战争而加速生产和扩大生产。战时生产背后的基本问题是军事财政问题,即如何在战争条件下为战争提供更多的物资基础与经济支撑。

      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即遇到了战时经济的困境,在苏区根据地创建之初,红军侧重于打土豪、分田地与粮食筹措,即重视对既有生产品的筹集与分配,而不是对生产本身的培养与建设。④毛泽东很早即认识到在长期的超负荷经济压迫之下,“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⑤他认为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⑥“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⑦毛泽东批判了不重视经济建设或者只注重粮饷筹措的财政观点,强调必须注意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农业,才能顺利地“反围剿”、扩大红军和发展革命。⑧而由于受到战争的反复干扰,加之中共侧重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剧烈的阶级斗争,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投入不够,中共在苏区始终没有组织起成规模的农业生产。⑨

      八路军在出兵山西抗战之初,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⑩的原则下,一边机动作战一边游走筹措,实行就地自筹自支的军事财政政策。(11)在太原失守之后,正面战场失利,八路军面临着战事吃紧、外援受限、民财枯竭等多重困境,山西很快成为国、共、日三方在华北军事斗争与经济资源获取上的特殊局面,毛泽东进一步判断全国战局处在一种青黄不接的危机和严重的过渡期中,就地自筹自支并非一劳永逸,也非长久之策,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之下“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以待“全面抗战之新局面”;(12)前线将领也意识到,抗战时期的经济难题比打土豪时期困难许多,这种经济困难不仅是“扩军经费办法”(13)问题,还涉及到民心指向问题,如果在经济上对民众施加压力过大或者领导不好,农民“极易走上土匪主义的道路”。(14)

      持久战不仅是武装上的长期对抗,亦是资源的持久消耗战,这就意味着持久抗战不仅需要单纯的物资支撑,更需要通过生产以及建立生产制度来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生产基础。当时中共党政军内部一部分人存在速胜,重武装斗争、重军事筹措而轻视经济建设的思想,(15)而单纯筹措遇到了瓶颈,“有钱人的钱和有粮人的粮一天天减少”,(16)如果缺乏生产的建设与培育,资源的筹措与消耗具有不可持续性。战争物资与军事财政的获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单纯对战争物资进行组织、筹措、运输与分配,二是开展战时生产并培育经济基础。战时生产以及生产的动员组织,比单纯战争物资筹措更为复杂且时间成本更高。要持久抗战,即需要切实扭转党政军内尤其是军队内部的单纯筹措观点,转向注重生产建设。

      面对战局与战略的变化,八路军留守部队在生产工作方面做出了表率。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尝试组织兵士和公家人员在工作之余自己动手从事生产,主要是种菜、养猪、做衣袜、烧炭、采柴、挖窑洞与开办合作社等。1938年陕甘宁留守兵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了肉吃、添了新衣、冬天有火烤,有些单位还“多少有了一些积蓄”,(17)不过陕甘宁留守部队的生产还很分散,在1938年尚未形成规模。在前线,1938年秋,中央军委开始强调注重农业政策,一方面切实保护农民秋收,协助农民收粮、藏粮,另一方面发动和保护人民努力进行秋耕。(18)晋冀豫地区提出要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积极的经济政策,提出开办工厂与发展农业生产、提倡统制贸易、开办银行与活跃金融等措施。(19)

      1938年冬季华北战事进一步恶化,国共摩擦加剧,加之八路军加速扩兵,八路军的给养开始变得更为艰难。毛泽东号召进一步做好长期战争准备,“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20)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他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他强调应该将财政经济提到认识的高度,在巩固的根据地和比较巩固的根据地组织非战斗部队、后方机关人员在战斗间歇时段发展生产。(21)持久战的现实压力及其策略转向,都促使中共及八路军不仅更加重视物资的筹措,也进一步转向发展农业生产。

      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中心的一环,制定了扩大耕地60万亩、增收20%的目标,(22)致力于动员全边区两百万民众和党政军各机关、学校、群众团体都参加农业生产。(23)为了领导后方农业生产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由各县府、县委、县抗敌会、保安队共同组成生产委员会,领导全县的生产运动;(24)同时,将扩大耕地面积和增产数字指标下发到辖区内各县,按照数字进行管理,要求各县县府突击完成生产计划。(25)此外,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制定了奖励生产的条例,对耕地面积多、养殖数量多、收成增加多的农民以及督导民众生产的政府、机关、团体负责人给予奖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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