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祀孔旧典，作为国家祭典及制度化儒学建制的组成部分，在汉代以来的国家政治、文化场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步入近代，特别是入民国后，伴随着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和孔子学说地位的急剧跌落，该旧典则日渐受到冷遇。迨至1928年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赫然将其明令废止，但颇具有戏剧性的是，同年底又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只演事迹、不事仪式”的孔子诞辰纪念，而到1934年6月7日，则又骤然将其升格为“国定纪念日”。在中国近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祀孔的历史上，1928-1934年国家祀孔典制的变动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它不仅是后人观察近世以来这一文化传统断裂与延续的重要视点，而且也为我们当下如何对待祭孔大典，或其表征的崇敬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象征性符码提供了一个历史的鉴借和参照。但检视已有研究成果，尚存在诸多不足，举其要者有三：一是已有研究侧重于梳理1934年孔子诞辰纪念场域的相关情况，而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脉络中对其进行探讨的研究则并不多见；①二是由于使用资料所限，加之相关文献过于杂乱，祀孔典制变革中的一些问题未有厘清，甚至出现一些史实性的错误；②三是批评与否定的成分较多，客观理性的审视较少，由此难以总结出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③有鉴于此，笔者拟运用台北“国史馆”、孔子博物馆珍藏的相关史料，以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本着略人所详、详人所略的原则，对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变革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着重缕析孔子祀典断裂、变容与再造的具象，以及时人的认知与反应，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分析与评价。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春秋祀孔旧典废止：1928年初国家祀孔传统的断裂 春秋祀孔旧典，系由历朝历代帝王所推崇和主导的国家性礼仪活动，于每年仲春(阴历二月)、仲秋(阴历八月)的上旬丁日举行，即所谓“上丁祭孔”，亦称“丁祭”，是表达君主权力正当性、统合政治与学术以及社会民心的重要仪式性工具之一。所谓“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④即是祀孔所承载之政治文化意涵的真实写照。从历史的纵深看，作为一项国家礼制，春秋祀孔旧典创制于西汉，展于魏晋，盛于隋唐，明清时期一度被奉为“国之大典”，迨至清末新政期间，春秋祀孔的礼仪还从“中祀”升格为等同于祭祀天地与宗庙的“大祀”。于此，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大祀”抑或“中祀”，祀孔之主祭甚至与祭人员参与祭祀时均需事先斋戒一日或三日，以表诚敬；祭祀地点一律选在孔庙；祭祀供品设太牢，俸三牲；整个仪式活动一般分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六个步骤，此间，主祭者要敬读事先拟好的祭文，祭文内容则大都是表达对孔子思想中等级制度和人伦秩序的体认与支持。 民国以降，在民主、共和的口号不容置喙和一切旧有的文化、制度均被赋予“原罪”的语境下，被视作“封建遗制”的春秋祀孔旧典一度陷于停废状态。不过，袁世凯很快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并最终上演了一场与时代潮流相悖的复辟闹剧。在此过程中，春秋祀孔旧典在争议声中得以重新规复，并一直相沿至整个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说，除却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前的天坛祭孔之外，此一时期的国家祀孔典礼在仪式、规制，甚至所表达的意涵等各方面已与帝制时代有所不同。但由于传统儒学不断“祛魅”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不断激荡，这一被延续和改造的“传统”仍然不时遭到各方批评和非议：先是革命党人视祀孔典制规复为复辟帝制的先声而对其大张鞑伐，继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家祀孔仪式的“封建性质”进行深入批判，后是鲁迅等新派知识分子对春秋祀孔活动展开激烈抨击。 延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并突出自身的革命正统性，国民党先后在其治下的湖北、湖南、浙江等省份明令废止祀孔。其具体理由是：“孔学不合现代潮流”；⑤“现兹革命时期，对于代表封建政治之孔子，已无尊崇之必要，春秋祭祀，应即停止”；⑥“孔子学问虽未可全非，此制却不可不废，否则洪宪之变、复辟之乱或将重演于将来。而其影响于人群思想，则足以固塞民智，阻碍进化，流弊所至，不堪设想”。⑦循此理路，至1928年2月份，由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则通令全国各学校废止春秋祀孔旧典，其令文进一步解释道：“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生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亟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为此令仰校长、厅长、局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勿违此令！”⑧ 大学院废止春秋祀孔旧典，不仅与辛亥鼎革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封建遗制”的思路相衔接，而且与国民党政权初建时构建革命正统性及以三民主义取代儒学旧道统的诉求相契合，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正当性不容置疑。只是未曾预料，训令一经公布，便立即遭到了国内外部分尊孔人士和地方军、政大员的抵制。 最先发声的是以绅、学两界为代表的尊孔祀孔派。⑨在大学院发布通令后不久，即3月24日，四川省东川道儒家分会会长李克显连同会员共计六十四人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者乃一国最高学府”，无权干涉和取消“世人崇拜先圣之典仪”，“且所持废止理由，亦不充足……祀孔不过三鞠躬耳，并未束缚其思想，与思想自由何干。且遍寻本党主义，书中亦无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云悖谬”，为此希望作为“国家主权最高机关的”政府不要“容任”大学院“放肆无忌缚束人民之崇圣思想”。⑩4月13日，中华总商会表示对废祀之举殊为不解，致电询问南京国民政府：“报载大学院通令各县废止祀孔，似与信仰自由冲突，敝会董事等极端反对，确否？恳详电复”。(11)5月15日，湖南湘乡人氏王之平则直接呈文致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极言孙中山对孔子学说的重视，批评蔡元培“总理所重视者，阁下反欲毁弃之”，“阁下若非存心违背总理之主义，欲作李斯第二，尽毁弃中国固有之文明，则不妨以总理之德育、智育、体育并重之主张为教育方针而收回废止祀孔之成命，使天下后世莫不敬仰，曰勇于改过之君子也”。(12)5月30日，教育界人士陈朝爵亦著文表示：“今者孔祀之废有关国本之存亡，而国本之存亡即在人心之向背，国府为尊重民众、收拾人心计，不当废孔祀，妇人孺子皆能知之”。(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