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传统、国家政治与边疆秩序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2.016

      1939年11月，两位城市青年在西康省义敦县的雪山下偶遇了。义敦是少数民族牧区，荒僻偏远，交通闭塞，深秋初冬时更是人烟稀少的苦寒之地，因此这次萍水相逢足以让两位“汉人同志”珍而重之，遂合影一张以兹纪念。照片上，二位主角虽一人身着传统的长衫布鞋，一人以西式装束搭配皮质藏靴，但都洋溢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书卷气，与四周的荒川莽原形成了饶有趣味的对比(见图1)。事后，在一个被标为“康907”的底片袋上，拍摄者孙明经为这张照片留下了一段信息：“义敦本部摄影人员(孙明经)，与西康省政府参议庄学本先生相遇。多吉邦达，义敦，照相好。气温9度。”而另一位主人翁庄学本也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记录了与孙君的见面：“十时赴义敦，正值赵县长及孙明经、刘德昭由北路德格来，谈甚欢。后赴龚营长宴，继与旅长等送赵、孙行。”此时离西康正式建省尚不足一年。

      从个人层面上看，这是两位进行边疆考察的一线工作者在各自旅程中的一次短暂交往。而从宏观层面观之，他们的偶遇实则与中国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转型息息相关。此项转型始于晚清，其核心任务之一，是在新的国家体制中给“边疆”与生活在其中的“少数民族”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将以往在传统王朝时期以松散的“羁縻”原则维系的藩部转变为现代国家同一化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单元。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与国民政府的“战略撤退”，一方面增加了转型任务的紧迫性，一方面又推动了边疆战略价值的空前凸显，而“边地认识”和“开发控制”工作的展开更催生了中国国内针对边疆知识体系的探索与构建，促使大批有识之士奔赴华夏边陲，催生了一系列与中国西北、西南相关的旅行考察书写。这种特定环境中出现的边疆旅行考察书写应被视为“国家政权建设”与“国族观念形成”的重要文化实践形式，它们让遥远而陌生的疆域与族群得以浮现，同时使“民族国家”这样抽象的政治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化为几可触摸的具体存在。

      其中，西康作为联接汉藏的关键枢纽与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场域，成为广阔边疆中备受关注的地域之一；而这块土地因历史原因在行政体制、社会结构、民族组成等方面的复杂性，又使其转型特别具有挑战和难度。彼时赴西康旅行人员众多、身份复杂，前文提及的孙明经与庄学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在“西康建省前后”这个关键时期深入到基层地方，以专业的精神、谨慎的态度，贡献了大量的文字与影像资料。其调查成果不仅折射出政治变动对知识生产的深切影响，也为中国国家转型提供了细致的另类观察记录。

      

      图1 孙明经与庄学本合影

      然而孙、庄的旅行探险在考察地点和研究路径上也有决定性的不同。西康省是一个内部相当多元的边疆省份，1939年正式成立后辖有雅属、康属、宁属三地，基本可对应为汉区、藏区和夷区①。孙明经主要考察雅、康两属，此次考察历时半年之久，行程数千公里，拍摄照片千余幅，电影1.2万英尺，“紧凑高效”的进程也使孙明经选择了一种“宽泛”的角度来观察社会情境与风土人情。与此相对，庄学本的考察则用另一种“深入”的理路关注了西康第三个地域单位“宁属”地区的少数民族。1938年，庄氏受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委托，对辖区内夷族展开了系统的调查和开创性研究。1941年，庄学本根据自己的考察所得出版了《西康夷族调查报告》，成为名噪一时的专门著作，而他拍摄的西康影像不仅在当时造成了社会轰动，后更成为影视人类学的经典样本。

      作为再现西康的代表性视觉文本，孙庄二人的成果已经激起了不少讨论。然而笔者相信，对比两个文本在实践方法、关注重点上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探查边疆这个关键区域在民族国家中如何得到有效表达，也可以窥见不同的知识分子怎样理解与实践个人观察、知识生产和国家话语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西康省这个特殊地理节点的视觉记录，也让我们得以用一种生动的方式关照帝制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联系，考察中央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历史叙事。本研究将从跨学科的视野出发，揭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政治演进以及视觉文化之间紧密交缠的复杂关系，拓宽学界对中国边疆变迁与国家现代转型的认知。

      在下文的书写中，笔者将首先从历史沿革上梳理西康从边地到行省的转变过程，讨论它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架构中的特殊地位，然后以此为背景，分析孙明经与庄学本的考察实践，揭示其“边疆论述”范式背后的文化政治观。孙庄两人的考察成果其实代表着“观看边疆”的两种现代视角，这两种视野分别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的两种边疆、民族近代转型理念或政策趋势挂钩，体现了当时现代国家建设的迫切性。然而它们也吊诡地见证了国家所实施的、由上至下改造边疆的现代化力量如何被地方利用甚至瓦解，折射出地方传统、国家政治与边疆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从“康地”到“西康”

      西康省的出现是中国从“天下王朝”到“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注脚。西康的“康”来自藏语的音译，本是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泛指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地带，这里自然环境特殊，地理位置关键，形成了迥异于内地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和宗教文化体系。然而历史上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关系的演进，以及近代以降中国国家政治体制与社会组织方式的整体转型，使这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共同体历经过多次裁切。最终，其东缘的“川边”部分(大致等同于现在四川省甘孜州)填补上原属川省的雅属和宁属两个区域，形成了新的现代行政概念上的行省西康。可以说，这个晚诞而早夭的行省是近代以来国家力量下沉、行政体系变更、治边政策变迁的共同结果，它们合力把川、滇、藏、青交界这块长期位于华夏世界之边缘，族群、文化极其复杂的广大地域重新组合形塑成为民国同一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常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