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22)02-0070-08 20世纪初的中国充满危机和苦难，各种思想思潮交汇、交锋。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始，就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伟大实践的指南？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揭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合点及其当代启示，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价值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 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维度不难发现这样两个重要的事实：“社会主义论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被高度关注和影响深远的主题，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面对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积贫积弱之现实，如何救中国以及寻找变革、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条新路，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合。 1920年11月，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拉开了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帷幕。在论战中马克思派和改良派的分歧正是起于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张东荪直言，“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并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据此，他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发展实业，增加富力，这才能让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针对论战的不同主张，张东荪强调，当下中国“所急者乃在救贫”而致贫的主要原因有二：远因是“物产未被开发”，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近因是“外货之压迫”，欧美各国是为资本之阶级国家，此种资本家利用国力以征服弱种；“中国至今日所以愈加贫困者，尤在近因”。①总体来看，张东荪等改良派对解救中国危亡的基本倾向是十分明确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亡，主要是由于深受欧美资本主义入侵的压迫所致；现实的路径首要是实业救民；不能走欧美资本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正可谓“欧美之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永无翻身之日”。②但也不适宜用革命的手段搞“社会主义”。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派，对于张东荪等改良派所指出的大多数中国人尚未过着“人的生活”之现实并不否定，或者说在这点上“未尝无同感”。陈独秀认为，张东荪所言“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显然，在中国大多数人尚过着民不聊生的非人生活之现状以及迫切需要发展物质文明以解决百姓穷困生活窘境的问题上，马克思派与改良派是高度一致的，但马克思派明确提出了以下三个重要的论点和主张： 第一，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陈独秀例举了诸如开发煤矿、修建铁路等物质上的大工事，工人并没有因此减少生活的苦痛，反而矿坑烧死了几百名工人，铁桥压死了几百名工人。如果不修这些大工事，“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③ 第二，要用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陈独秀在复张东荪信时直言道，按资本生产制一方面固然增加财富，一方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④。陈望道在批评改良派“实业救国”之见时，亦坚定地相信并强调，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大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问题。 第三，中国社会的贫乏、中国多数人过着非人的生活，固然逃不出欧美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发展必然造成的多数失业及物质昂贵的公例，但中国的状况不仅有此因，而且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多数人得不着人的生活，到底仍免不了社会革命。⑤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对解救民族危亡的基本取向亦是非常明确且针锋相对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力图采取各种方式增加物质文明，以改变多数人得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但这只是基础，而且仅是一个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积贫积弱、民族危亡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即要让多数人都过上人的生活，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同时，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又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束缚压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派与改良派分道扬镳了。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确实面临民族危亡的深重苦难。在1923年展开的“人生观论战”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回应：胡适在对欧洲人文主义传统进行了不屑一顾的讽刺之后，认为“玄学鬼”根本动摇不了欧洲科学“根深蒂固的地位”。而“一到中国，便不同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眼看看：这遍地的战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会和科学行见面礼呢！”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成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也是科学派所言之“事实”，是他们批判“玄学”派的重要“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