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2.04.006 “在所有的事物中，沟通交流是最为奇妙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这个观点经由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引介一下变得著名起来，并吸引了众多致力于在沟通交流中寻找意义的人。沟通交流为何如此奇妙？因为它能凝聚共识并产生社会联结，使人类相互共处的生活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社会就成为了可能(凯瑞，2005：11)。正是通过沟通交流、通过符号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社会才得以创造、维系与改变。既然沟通交流在协调“社会”的生成时处于如此基础性的位置，那么对于“可沟通性”的追求很自然地就会被赋予某种“善”的价值色彩。由于特定时空情境中的“可沟通性”总是不可避免要受限或受益于相应历史阶段的物质技术条件，想想Telecommunication是以Tele和Communication的合成词形式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使用技术进行远程通信”(Huurdeman，2003：3-4)，以至于人们在认知技术与沟通交流的关系时，极易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关系进行倒置——即对“可沟通性”的追求往往悄无声息地被对于更“进步”的沟通交流技术的追求所取代。那么问题就来了，技术的“进步”是否就必定预示着能让沟通交流变得更好？ 一、理解“电子崇敬” 对于凯瑞来说，能够践行沟通交流的奇妙之处的理想技术原型大概要数19世纪的电报了。1844年，自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B.Morse)发出了那条据理查德·约翰(Richard R.John)认为是由莫尔斯的未婚妻安妮选定的众所周知的第一封电报——“上帝做了什么”时起，通信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产生一种宗教性的夸张言辞，颂扬道德、政治和社会的进步。新兴通信技术的宗教色彩似乎从这第一条电报文发出时就彻底奠定了。电报带来了一场沟通交流革命——不但使通信和运输的分离成为可能，而且分离出的电力通信后来居上，一跃成为运输工具物理运动的控制模式与机制，并在19世纪中后期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跨大西洋时间契约和期货交易市场的出现，到日常生活中“孤岛式社区”时间的瓦解以及抽象的标准时间的重新界定；从非个人化的企业组织形式与管理中介的兴起乃至垄断的合法化，到“消除时空”并“将国家连为一体”的公众意识萌发(凯瑞，2005：160-183)，和电报有关的变革不胜枚举。有作家赞叹：“电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建立一个更为亲密的联结……电报的潜能使之注定成为世界文明的力量!地球上所有国家结成至关重要的纽带……重要的是，过去的嫉妒和敌意将不复存在，因为我们创造了使地球上所有国家之间交流思想的工具”(凯瑞，2005：166)。 相较于电报的无远弗届，电话在很长时间里都属于一种都市媒介。电话在功能上改变了个体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使得对话者“在同一时刻出现在两个地方”，并“消灭”了将人们分开的物理距离。同时也“扩展了生活空间”，为先前很少存在的社交提供了机会(Kern，1983：69)。在1878年3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的据说可能是第一篇涉及电话的短篇小说中，马克·吐温通过这项新发明开启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关于浪漫约会的所有想象和预言。①“电话的普及带来了私人交流的增加，而这又促进了特定的交流中心的增长和大都市系统的扩张”。所以，电话“必须被视为促进了城市带的形成，而非反城邦的分散”(戈特曼，1976/2008：318-329)。 1852年，加维(Michael Garvey)甚至设想了一个由所有通信手段构成的系统—— 一个由电线组成的完美网络，通过配备类似生命结构中神经系统这样敏感的装置，来巩固并协调人类的社会联结(凯瑞，2005：143)。几十年后，加维对新技术的异想天开阴差阳错地在贝尔公司总裁西奥多·维尔(Theodore N.Vail)提出的“通用服务”的商业战略中得以开花结果，遗憾的是当美国政府在1913年迫使贝尔剥离西联时，这项策略迅速夭折了，贝尔再也无法为用户提供把电话和电报连接为一个“伟大的媒介”的“通用服务”。贝尔的这项昙花一现的“通用的电线系统”计划最终也没能“巩固并协调人类的社会联结”。 美国人对于电报、电话等电子发明在问世之时所展示出的神奇力量的溢美与歌颂，在20世纪70年代由凯瑞和伦道夫·奎克(Randolph Quirk)合著的包括《电子革命的神话》《未来的历史》在内的一系列文章中被称为“电子崇敬”(Electronic Sublime)。②“电子崇敬”描绘了19世纪的美国人在受到电力发明的强大威力所制造出的压迫感的激发时，心灵中涌现出的那种对超越自身力量的技术人工物的崇拜和敬意。不过这种“崇敬”与其说是源于技术人工物自身的壮美，不如说是人们对自身理性的一种崇敬，这种理性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 如依此意义再向前回溯，那么“电子崇敬”实则与启蒙主义哲学家于工业革命伊始在机械技术上投射的进步主义寄托如出一辙。这同样还可从美国人对早期工业化阶段机械技术发展的典型反应中窥见端倪。早期美洲大陆被欧洲人想象成一片未经开垦和污染的自然田园，并且这片田园寄托了欧洲人的工业乌托邦理想。美国人继承了这种乌托邦传统，力图超越历史，摆脱欧洲经历，摒弃过往的包袱与偏见，先是借助宗教，然后藉由技术——尤其是运输和通信技术，在精神与现实世界最终建立一个“新世界”(凯瑞，2005：139)。于是当工业时代的印刷术、蒸汽机等机械技术被运用到这片美洲大陆时，这些机械技术也因与理想的美洲自然田园的融合而变得人性化。比如印刷机带来了信息生产的机械化，这被认为是与民主政治休戚相关，甚至“国家意识的起源”也要归功于印刷机的贡献。蒸汽机更是被赋予形而上学的特征：“它能给任何事物带来协调的合作……它能战胜时间与空间……征服偏见，用快捷而友好的交流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如此一来，欧洲城市中一度遗留下来的工业革命的糟粕在美洲大陆将不复重演。人们在这里通过自然田园和机械技术的和谐结合，就可以回归到伊甸园般的胜地乃至获得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