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引：从权力到治理，从战争到游戏 自福柯提出生命政治的基本纲领以来，它牢牢占据政治哲学的焦点位置已有将近半个世纪，是时候做出些改变了。本文试图提出并论证一个核心论点，即游戏政治(ludopolitics)或许是、理应是生命政治之后最具有现实性、前瞻性和深刻性的理论建构。 从生命政治向游戏政治的转向，其实在福柯晚期的文本之中已经有明确的提示和线索。他曾将自己晚期思想明确概括为“从权力之概念到治理之概念”，①进而对治理机制的研究又大致有三个主要进路，即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18-19世纪的安全社会以及可追溯至古希腊的真理程序。这三种机制无论从历史分期还是运作方式来看皆有着明显差异，但却存在着一个共通的连接点，那正是游戏这个概念。除了课程文本中屡见不鲜的各种“游戏”的表述(比如“经济游戏”“真理游戏”等)，更可以进一步说，从“战争”式的力量关系向着“游戏式”的经济关系的转向，恰恰是深刻理解从权力到治理之转变的一条关键线索。 在《必须保卫社会》一书中，福柯不仅尚未明确区分战争和游戏之间的本质差异，更是将战争视作游戏的真正本原和本质。②但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一书中，战争这个面向逐渐消隐，而游戏的维度则更加明显。进而，游戏展现出种种截然有别于战争的关键特征。游戏式治理的最根本原理正是所谓“节制治理”或“最小化治理”，这是一种“介于最大与最小之间，或者更多地从最小一方而不是最大一方来治理的技艺”。③这里体现出与战争式力量博弈之间的根本差异。在战争的细节之处所发生的，总是强弱之间的对抗、你死我活的厮杀；但在游戏的微观细节之处所进行的，则既非对抗亦非杀戮，而更多的是“利益”。④正是因此，游戏跟经济而非战争之间产生了更为直接、本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场游戏”；⑤另一方面，其实更应该说，经济足以作为展现游戏特征、界定游戏本质的根本范式。虽然如此，亦并非随便哪种形态的经济和市场皆足以用来描述生命政治之后的新治理技艺。唯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游戏才是最优方案，因为它最为有效地实现了“自由和安全”、危险与控制这两极之间的平衡，⑥或者说，充满“警惕性和积极性”的最小化调节，⑦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游戏的基本原理，亦足以作为我们洞察晚近以来的游戏政治学的关键入口。 控制和反制：游戏政治学的核心议题 游戏政治学的最核心议题到底是什么？若借用利亚姆·米切尔(Liam Mitchell)的同名作的副标题，那正是“控制与反制”(Against Control)。从根本上说，“电子游戏就是被规则所控制(governed by rules)的数字系统”。⑧甚至可以说，电子游戏几乎堪称有史以来最为全面、深入且高效的控制利器。米切尔列举出数字媒介的“神迹”，⑨比如“永恒”“遍在”“总体化”“隐形”，等等，这些特征虽然并非专指电子游戏，但确实在电子游戏之中达到了“神乎其技”的登峰造极的体现。而这些操控手段最后似乎皆可归结为一点，那正是对时间的终极掌控，甚至不妨说，电子游戏之所以远超以往任何一种控制装置，恰恰在于它得以将时间本身化作一种任由代码和算法操控的“玩物”。⑩在规训社会之中，人的身体是权力作用的终端；在生命政治的机制之中，则是人的生命不断被数据化、信息化。但到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全球治理的时代，时间性这个生命的最内在的核心和本质亦已全然失守。如果生命本身的时间性都可以任意被倒转、回放、重复、延迟，简言之，即经由数字媒介的任意“编辑”和“重置”，那么人的生存究竟还有何种“本性”的意义值得我们去反思、探问乃至捍卫？如果人的生存失去了时间这个有限性的最终底限，那么他又到底能凭借何种力量来与数字操控进行周旋、对抗，遑论逃逸和颠覆？或者说，在全球治理的数字网络之中，谈论人的自由和抵抗本就是荒诞不经、不知所云的问题？诚如米切尔的追问，当玩家本身就是被代码和算法“强行规制”(enforce)的傀儡之时，他究竟又有何底气能够以一种自由的气度与规则和机制相“周旋”(play with)？(11) 当然，如果这就是全部结论的话，那么游戏政治学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命题。游戏之所以还能够展现出政治的含义，正是因为它毕竟还保有着些许抵抗和周旋的“反制”之可能性。因而，米切尔在历数了电子游戏这部强力的控制机器的诸宗“罪”之后，还是颇有根据地给出了一条得以超克控制的自由之路，即“自由源自脆弱性(vulnerability)；它将安全置于风险之中(it risks safety)；它逾越了控制”。(12)简言之，代码和算法确实对人的生命乃至生存施加着前所未有的全面、深入、细致的操控，但它们所操控的毕竟是人，而人的脆弱性就决定了他注定、理应要在操控之下产生种种不可预测的效果和后果。人可以被机器化、代码化，但当人不断沦为“被动”的傀儡之时，在这个被动性的最深处却往往能够激发出某种更为强烈也更为叵测莫辨的“否定性”的力量。 然而，米切尔随后对脆弱性的阐释却全然错失了否定性这条关键思路，进而匪夷所思地将人的生存的脆弱性转化为甚至归结为本体论上的游戏逻辑。他的基本思路是，人是脆弱的，但那无非是因为万物皆是脆弱的。因而，脆弱性不是人的生存所特有的本质特征，它说到底无非是万物从微观到宏观、从混沌到有序进行演化的基本而普遍的“游戏形式”(ludic form)(13)而已。因此，各种数字治理的技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如果仅将它们视作数字操控的系统，那么身在其中的人的反制之可能性自然无从谈起；但如果进一步将它们拓展为万物的存在论秩序，那么，偶然与必然、混沌与有序，乃至反制和控制其实皆为互不可分的一体之两面而已。小到一颗粒子，大到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星球，其实都是通过不断地自我控制，进而划定内部与外部的边界、自我与他者的边界，从混沌的网络和力场之中脱颖而出，实现从无形到有形的生成演进。就此而言，反制绝非一个否定性和创伤性的“人为”体验，正相反，它实际上是万物的生成过程之中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环节。无论何种系统和结构，本来都是源自幽微无形，亦注定要返归其中，因而如反制这样的看似极端之举措，其实本不必刻意为之。脆弱性之中的那种否定性焦虑，在这里最终被替换成一种近乎洒脱的肯定性诗意。然而，这种弃重就轻的解决方案，真的能够带来任何切实的解脱乃至超越吗？或许不尽然。 此种以存在论的游戏逻辑来遮蔽、取代乃至抹杀生存论的脆弱性的基本思路，其最关键的理论支撑无疑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成本体论(ontology of becoming)。很多学者毫不掩饰地坦承这个前提和背景。比如，在对网络社会的控制和反制进行深刻剖析的著作《协议》(Protocol)之中，加洛韦(Alexander R.Galloway)就概括道，“本书的计划就是要揭示，协议事实上兼具这个机器式运动的两极，即结域化的结构和无序的分布(anarchical distribution)”。(14)显然，协议的控制和反制这两极，完全可以用《千高原》中的“结域—解域”这一对关键术语来阐释。因此，协议并非仅仅是规范性的、限制性的。作为互联网的“内在组织原则”，(15)它始终展现出潜在与现实、生成与固化、微观与宏观，乃至不可见与可见这诸多双重面向。更恰切地说，唯有在这两极之间的不断转化和震荡，才是互联网协议的真实面貌。同样，加洛韦对反制所给出的解脱之道也与《千高原》极为契合。面对控制社会的固有弊端和症结，任何人为的、外部的干预和调节最终都是无效的，唯一可行的反制策略正是不断地将协议所内禀的那些潜在的、流变的力量更为激烈、彻底地释放出来。加洛韦明确指出，网络社会的症结并非在于协议本身，而恰恰在于人们总是不愿、不敢直面协议的双重性，因而总是想尽办法用各种人为的手段来“干扰”、影响协议的运作。那么，究竟如何解决协议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呢？一句话，“任其自然”就好。无论怎样僵化的协议，它自身的解域和反制的潜能总会释放出来。所以，与其人为造作，不如放任其生成流变下去就好。协议自会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根本不待人来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