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话语分析的否思:外域方法与本土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也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阎立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新闻界

内容提要:

批评话语分析是作为可对新闻进行有别于量化研究的另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引入传播学科的,契合了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其本身是语言学在“语言转向”和“话语转向”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后又嫁接了一些社会批评理论,扩展了自身的研究范围,从而极大提升了跨学科的知名度。它在中文传播学界的译介和运用,实际上需要跨语言、跨学科以及跨文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脱离了其产生和应用的原生语境。批判话语分析应该摆脱“工具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以获得中国化、主体化的地位。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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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G216 文献标识码 A

       2003年,经由美籍华裔传播学者潘忠党推荐,英国和荷兰的批评话语分析学派的重要学者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hough)和梵·迪克(Teun A.Van Dijk)的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和《作为话语的新闻》被纳入华夏出版社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在国内出版。此次译介显著促进了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内的流行和发展,这两本著作也成为国内传播研究者了解和应用批评话语分析的必读书目。

       在传播学科,批评话语分析是作为可对新闻进行有别于量化研究的另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引入的,契合了当时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但从研究现状看,尽管针对媒体的批评话语分析成果很多,是国内批评话语研究分布最广泛的应用领域,涉及报刊、电视、电影等多种媒介,[1]但其中的研究主力军其实是国内的外语语言学者。然而,因为这类成果的示范作用,很多的传播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会选择采用批评话语分析作为毕业论文的首要研究方法,不过他们更多的是取其框架或结构,较少甚至不进行具体文本的语言分析。而发表在国内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上的、由传播研究者进行的批评话语研究成果其实并不多。显然,传播学界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引介“初衷”与其发展现状实际上存有某种程度的“背离”。背离的原因在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引入事实是一段跨语言、跨学科和跨文化背景下的旅程,而旅程之难未被国内传播研究者充分认知和理解。因此,要破解现在的“融合”困局,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思考西方的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内传播学界的运用与发展问题。

       一、语言学的邀请: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传播学界的引介和应用

       根据沃达克(Ruth Wodak)的回忆,批评话语分析最早作为一个学术社群出现,是在1991年1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举办的一场为期两天的小型研讨会上。梵·迪克、沃达克、费尔克拉夫、刚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和范·勒文(Theo van Leeuwen)等批评话语分析第一代学者共同讨论了话语分析中不同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路径,并发展了能够包容这些不同背景和流派的学者的理论分析架构的共同原则。[2]

       几乎是同时,中国语言学者施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留学接触到了任教于该校的梵·迪克的话语分析研究,于是和国内同事冯冰一起编译了其中部分成果,在1993年结集为《话语·心理·社会》一书出版,也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话语分析的译著。[3]不过,这部著作的影响力限于外语语言学专业内部,并未像后来的《作为话语的新闻》等著作那样被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熟知。

       然而,批评话语研究发展10余年后,随着相关中译本的出版,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逐渐为传播学领域所周知。此时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美国的应用传播科学已经不再能满足国内传播研究的需求,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引介在福柯等人开启的“话语转向”影响下所出现的新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主要源自哲学、文学和语言学),譬如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对话理论[4]、话语分析[5]等。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学界在早期普遍未把批评话语分析视作一个新的学派分支,而认为它是福勒(Roger Fowler)及其同事在东英吉利大学发展的批评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名称。有论者2001年就以“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个概念介绍福勒的研究。[6]国内首本由传播学研究者完成的话语分析专著——《话语分析:传播研究新路径》也把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直接称为“批评的话语分析”,等同于“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7]直到2006年,田海龙提出,批评话语分析并非只是批评语言学的另—个名称,而是它的继承与发展。[8]原有的认知才逐渐被打破。这表明,在国内无论是外语语言研究社群还是传播学界,对于批评话语分析的了解和运用都有其自然的发展过程。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语言学科内部,“话语分析”并非指称一种特定方法,而是语言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在“话语转向”影响下,语言学者以课堂语言交流、客户投诉电话等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话语类型为研究对象发展出来的多种方法的总称,包括辛克莱和库克哈德的课堂话语分析、萨克斯和谢格洛夫等的谈话(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等。这其中,真正在除语言学以外的人文社会学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梵·迪克、沃达克和费尔克拉夫等人提倡的批评话语分析。

       至于批评话语分析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首先与梵·迪克、费尔克拉夫和沃达克等第一代的批评话语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丰富密切相关。他们致力于将传播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对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不断改进和修正自身的理论论述和方法框架,以契合不同研究主题的需要。早在1985年,梵·迪克主编的《话语分析手册》的导论中就认为,语言和语用等话语分析方法能够为媒体话语及其与语境关系的研究提供更为系统的分析,以建立更为完善的媒体话语理论,而非碎片式的讨论。[9]

       然后,是《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 Society)、《话语与传播》(Discourse & Communication)和《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等期刊的创办不断扩大了批评话语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开始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概念来描述自己的学术专长。大约在2000年前后,英国媒介文化研究著作逐渐将其纳为分析路径之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的学者Greg Philo曾撰文比较批评话语分析的分析策略和格拉斯哥的媒介研究策略之间的差异。[10]并且,通过英国语言学和媒介文化研究学者的工作,批评话语分析开始影响到新西兰和澳洲的学术群体。2004年,英国空中大学出版的教材《媒体话语:分析媒体文本》(Media Discourse:Analyzing Media Texts),其作者大卫·曼休森(David Matheson)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大众传播学讲师,之前曾在英国的卡迪夫大学和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的新闻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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