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95/j.cnki.cjjc.2022.04.006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肆虐全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于2020年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大流行病”(pandemic)。全球新冠疫情持续透露出各国基于阶层、种族、社会性别、技术、市场经济、国家等维度所体现的牢固坚韧的不平等鸿沟，也引发了现代史上空前的全球性危机，为已处于变动中的世界格局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并将在客观上推动世界秩序的重构(施瓦布，马勒雷，2020/2020：1)。与前互联网时代相比，如今减少聚会宅居的“媒体生活”(media life)使“现实”转移到媒体之中，人们直接生活在媒体里(lived in media)(Deuze，2011)，而经由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传播与渗透，曾经远离日常生活的社会变动，借助于媒介再现中的话语表达更为深刻地触及到公众认知。 新冠疫情暴发于信息技术革命与数字化变革的社会背景之中。新技术发展的确创造了新的融合文化，但同时也为私人企业提供了掌控由志愿劳动创造内容的绝好机遇。伴随不事生产而致力开发社群资源和经济市场的网络平台这一基础设施的扩张与垄断，传统的消费者正在转变为新型的“产消者”(prosumer)，私有制结构下，所有参与主体都有被数字平台利用的潜在风险，互联网促成的合作可能带来新的隐蔽性剥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批评数据商品既是性别化的，也是种族化的，阶级、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领域中相互渗透，共同型构了平台数字资本对社会群体无偿劳动的剥夺(Fuchs，2018)。 在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对当前数字媒体批判的路径启示与理论意义的基础上，本文主要综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新冠疫情这一“例外事件”下围绕数字媒体和资本主义所展开的批判性探讨，以此反思资本与技术结盟所主导的平台资本主义和平台经济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 一、数字媒体的平台化实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构连 以平台形式为核心的数字媒体不仅给用户提供了寻找志同道合者的场所，也将日常生活元素提取并转化为商品化的数据。Facebook将关系数据化，Twitter使情绪数据化，Linkedin将我们的经历数据化，微信则再现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事实……以网络社区的繁荣为市场资源的数字平台本质是衍生具有经济效率的生产单位，个体用户的多样化增值层与平台的资源共享层时时刻刻效劳于资本与剩余价值弹性积累，这种介于市场和企业(政府)之间的新型组织是带来了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还是利用个体网民的免费劳动为平台经济创造绝对的支配权？ 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将平台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如鲍克(Geoffrey C.Bowker)和斯塔(Susan Leigh Star)提出了“基础设施倒置”(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的概念(Bowker & Star，1999：34)，认为不同于将基础设施视为理所当然之物，研究者可以转而将关注重点指向基础设施，考察支撑基础设施的各类实践，并审视其对用户的影响。范·蒂克(José van Dijck)将当前的互联网环境描述为“平台化的社会性”(platformed sociality)(Van Dijck，2013：5)，认为基础设施越来越成为建构社会化图景的基石。因此平台既是技术文化结构也是社会经济实体，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将平台指认为社会环境的同时不能忽略其商业属性，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思辨平台的商业逻辑与其塑造社会环境的能力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网络平台经济尤其因疫情的线下生产与社交的封锁而获得前所未有的空前扩张，其管理理念、运营模式、智能自动化驱动以及算法监控加快工作节奏、贬低劳动价值的模式，严重削弱供应商、在线业务运营商、临时物流劳工等相关人员的劳动竞争力，实体店萎缩，大如购物中心门可罗雀，小如蔬菜水果店直接倒闭，熙熙攘攘、琳琅满目的街市日常生活活力日渐被网络平台的垄断经营吞噬。人们从工作到生活都高度仰赖传播新科技发挥功用，网络已经成为无时间性(timelessness)的另一个生活世界，语言，甚至思想都逐渐沦陷为颂扬流量的商品，网络热搜排行榜目不暇接，拨开“头条”和“爆款”的重重烟雾，撕开网络赋权的神话(另一面实质是网民社交关系的货币化)，我们该如何探究喧嚣的网络平台隐蔽操纵生产、社交与劳动的垄断权力？如何认识“算法”“流量拜物教”表象背后的工具理性所支撑的平台资本积累？ 我们不妨重返经典，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理论洞见中探寻当前生活中危机的源头。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从总体上建构了针对资本主义发展以来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体系，尤其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业已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严峻的消费主义、文化工业、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等主要社会问题的反思框架，为我们关照当下仍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进行批判性学术思考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借以反思当前急剧扩张的数字经济如何对社会形态和人的精神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威胁人们本应依靠理性原则来维持的主体性生存状态。卢卡奇(Gy
rgy Luká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物化的普遍性概括他所生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问题，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作为个体的人已然成为资本所定义的量的规定性，或者说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劳动素材而已。②而当下的网络平台经济体系中，个体的数字劳动不过是平台经济需要的点击率素材而已，个体的自我持存(self-preservation)祭献着剩余精力和劳力，其并非是获取个体主体性的途径，而是维护平台经济体系的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