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峰(以下简称“于”)：传播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进中国，走过40多年，经历了引进、吸纳、验证、应用和对话的过程。现在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是不是到了一个重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的阶段？吴予敏教授从80年代中期在国内率先开始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在中国深厚的社会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传播研究的探索。近年来吴予敏教授又提出要从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概念提升到“以中国为方法”。本次访谈主要围绕“中国传播研究如何做到以中国为方法”这一问题进行交流。 吴予敏(以下简称“吴”)：我很高兴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来讨论这个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传播研究如何建立自己的学术身份的问题。传播学进入中国40多年，如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研究，成为学界反思过往、展望未来的焦点。 于：您在多个讲座或会议的场合还有论文中都提到中国传播研究应该以中国为方法。其实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质疑中国没有自己的传播研究方法，没有“中国传播学”；有的就不承认有“中国传播研究”或“中国传播学”，甚至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中国的传播研究，究竟是“以世界为方法”还是“以中国为方法”，这是我们长期关注、不无纠结的一个核心问题。20世纪80年代，就是传播学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理论、新方法，给中国文化研究和中国社会研究带来一个新视角。当时我并没有考虑提出一个叫作“中国传播学”的学科意识，而是要把引进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以传播为方法(或者“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文化为对象，以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发展为目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主潮是思想解放。打破种种教条主义和文化蒙昧主义，打开思想的闸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如当时很流行的科学“三论”(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还有以结构主义和现象学为主的方法论强烈冲击着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思想的解放首先表现在方法论的创新上，而不只是在过去的一些理论概念上做思辨性的纠缠。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氛围。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所引出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具体学科的新发展契机。“新学科”在当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有点像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来再说，而不是先问是“营养”还是“糟粕”。像控制论和信息论这样的科学理论，给人文社会科学也带来一股新风，可以说是人文与科学的首次嫁接。相对而言，传播学是来得比较晚一点，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除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少数人以外大都不是很了解。这是因为传播学本身在西方也不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大个子”，而且始终脱不了“应用性”和“行业性”的特点。我自己在1986年以前就没有听说过这个传播学。“传播学”在那时也没有自己公认的中文名字。余也鲁教授译介他的老师施拉姆的学术论著，用的是“传学”而不是“传播学”。我的印象是由陈亮翻译的施拉姆和波特合著的书才用《传播学概论》。这本书是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传播学在学术圈里面的影响相对比较集中于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开设了新课程和方法训练。另外就是相对关注于大众传播的研究(那时就连“大众传播”也是一个新词)，而不是综合性的理论。当时还有人具有一种革命警惕性很高的敏感性，认为西方的大众传播学对中国的新闻学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冲击和挑战”。这也多少影响到传播学在中国的接受。我本人不是出身于新闻传播学的，所以对这些茫然无知，也就没有感觉到接受新学科的种种顾忌。我当时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从事中国美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美学文化理论界有著文唯恐无新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劲头。我接触的传播学的第一本书就是余也鲁的那本港台版译本，当时很受冲击，很受吸引。为什么很受吸引呢？我觉得传播学的这个思路非常新颖，因为它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社会交往、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的。我认为这对我们更加深入细腻地解释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的一些内在机理意义很大。因为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结构主义的观念比较偏重于把文化看作某一种类型，比如“黄土文化”“海洋文化”“蓝色文明”等等，就是对文化做本质主义界定。很多现实问题的思考、深层次的改革主张如果进行不下去，就借着“批判传统文化的封闭性”来婉转地表达诉求。这样一来，未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分析和解释，就片面化、简单化、概念化。这是当时的文化反思的一个偏差。而传播研究是相对从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角度，从功能的而不是价值的角度，从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它是从信息交流的分析切入人际沟通、组织管理、社会舆论、政治管控、行政效率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功能分析或者叫作机制分析的特点。我当时觉得把这个东西引进来，可以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这两个方面做出新的解释。传承讲的是历时态的，上一代向下一代的文化传承；传播讲的是共时态的，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某一个区域中心的文化与其他地方的文化的对话和相互影响。那个时候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以传播为方法，以中国文化为对象，本质上的目的还是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发展，走出封闭性，与世界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促成中国人的自我反思、自我革新，建设新的文明中国。 于：传播学作为新学科引进，因此“以传播为方法”解析中国文化和社会，这很顺理成章。那个时候“以传播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方法”吗？ 吴：我的印象和理解是这样。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地学苏联，好像苏联就是世界的未来。后来认为苏联“变修了”，就不再学习外国的人文社科理论知识。80年代对外开放，国门一开，好像一切都是新的，闻所未闻。传播学尽管是稍后进来的一个“偏门”学问，也是体现“世界”趋向的。更何况施拉姆等传播学者当时已经不再将中国看作东西方冷战中的对立的一方，而是对中国的现代化抱着很大的期待，他们将传播学表述为世界现代化信息化的共同规律，从世界的“大同”的角度看中国，希望从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吸收传播智慧来充实传播学的共同知识系统。 于：那么这是不是“传播学本土化”的逻辑起点？ 吴：大体是这样。“传播学本土化”差不多就是“传播学化本土”。从传播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本土，总结本土，重新解释本土。“传播学本土化”的另一个意思，是将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放在中国经验当中加以检验。传播学虽然是和新闻、广播电视、广告、出版、教育技术等具体研究贴近的，但是它受到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企图发现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基本模式和规律，企图找到一些能够跨越文化鸿沟的交往结构。“传播学本土化”也就意味着根据传播学的理论模式到各种文化经验里面去挖掘材料来充实或验证，这类似于科学理论研究的“证伪”，或者把中国当作普世传播研究的实验场。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把传播学当作引进的新学科、新方法，进而通过译介、传授、训练，将传播学落地移植，使得中国从过去的单一的新闻学发展为今天的新闻传播学，延伸出广播电视、广告、创意媒体、网络传播等新的学术分支。“传播学本土化”和“以世界为方法“本质上是一个逻辑。其中也包含了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的一个愿景，就是有朝一日可以用中国经验在国际传播学的论坛上与世界对话。当然这个对话是要用“世界通行的学术话语”。美国新闻学者舒美克访问深圳大学，我问她当时的学术工作，她说她要调查和比较世界上50多个国家中的人们都持有什么样的“新闻”概念，从中发现是否存在世界通行的新闻观念。 于：“传播学本土化”和我们今天谈到的“以中国为方法”是不是一回事？我注意到您很少谈“传播学本土化”，这其中有什么考虑呢？ 吴：我刚才说到，20世纪80年代我是“以传播为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但还不算是自觉的“传播学本土化”，因为我当时并没有要将传播学在中国本土移植的意识。传播学是借来的新学科认识工具，不是自觉尝试构建的学科本体。当时我也不在新闻传播学界学习和工作，和这个学术圈没有什么来往。“传播学本土化”是有明确的学科意识的主张，只是说这个学科意识是从西方传播学而来的，是从科学实证观念而来的。当然提到“本土”就有文化的相对性在里面了，不过科学主义观念是统摄的，文化是从属的。“传播学本土化”作为一个学科建设的口号性的东西，容易覆盖掉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但是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一开始都是要有一个学习和移植的过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也都提出过“本土化”的愿景，可见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是有些共同规律的。“本土化”作为一个过程是必经阶段，这是无可厚非的。过去我虽然很少谈，但是并不反对，也促进它。传播学毕竟是舶来品，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有积极作用的。尽管我对这个主张有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