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religion)作为宗教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研究范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其倡导者是斯达克(Rodney Stark)，核心的支持者包括班布里奇(Williams Bainbridge)、芬克(Roger Finke)、艾纳孔(Lawrence Iannaccone)等人。①该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理性选择，反对世俗化范式关于现代化导致宗教衰落的观点，并借用经济学的理论建模方法建立起了一套系统性的理论模型，包括微观层次的宗教行为模型、中观层次的宗教组织模型和宏观层次的宗教市场模型等规范模型(formal model)，对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其中最具挑战性的质疑来自“隐喻论”，其核心观点可归结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只是一种“经济隐喻”，而不是一种新的方法或理论，它不过是用经济学的术语将已知的宗教知识复述了一遍，既没有真正利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宗教，也没有通过这套经济学的修辞术产生任何新的见解。隐喻论在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中支持者甚众。2009年11月，英国威尔士大学组织了一个有关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与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会议，参加者有范彼得(Peter van der Veer)、柯若朴(Philip Clart)、宗树人(David Palmer)、周越等从事中国宗教研究的海外学者以及来自国内的卢云峰，之后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宗教》(Religion)2011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组会议论文，其中海外学者对宗教市场理论的批评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是一种隐喻。②2013年，中国农业大学组织了一次针对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圆桌论坛，参加这次讨论的学者有卢云峰、汲喆、周越、曹南来、杨德睿、纪仁博(David Gibeault)、陈进国，评论人有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王铭铭、吴飞、梁永佳等。这其中的大多数学者是人类学家，他们对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基本持批评性意见，而焦点之一正是隐喻论。③ 作为这两次论坛的亲历者和主要的批评对象，本文的第二作者一再强调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并非一种隐喻，但是这种声音一直被忽略，在这之后对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仍然重复了隐喻论的观点。④鉴于隐喻论在从事中国宗教研究的学者中影响力巨大，我们有必要探究：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真的只是一种简单的经济隐喻吗?这也是本文核心的研究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梳理隐喻论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隐喻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误解，而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是隐喻论者忽视了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核心特征——理论建模。之后，我们将详细阐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在微观、中观、宏观层次都不是所谓的经济隐喻，而是理论建模。最后本文简要地分析中国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对理论建模可能的贡献。 一、隐喻论的主要内容 隐喻论对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至少包含三方面内容。首先，隐喻论认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只是一套修辞术。宗教中确有一些仪式服务、宗教商品可以用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因为它们带有“价格”“交易”“市场”等经济性质，但这些经济现象只是宗教中的次要成分，一旦超出这些现象，该理论的分析框架只能是一种隐喻。⑤更为根本的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与宗教的实在性相去甚远，这一假设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他的理性形式，强调偏好稳定而忽视了文化环境对个体偏好的影响。然而，宗教信仰既不是“工具理性”的，也不是“自主选择”的，而是极具道德意涵并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的。⑥因此，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使用了经济学意象，但绝非真正的经济学方法。⑦该理论采用经济学修辞的策略并不等同于采用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它之所以选择经济学术语来包装自己，是为了利用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以使自己显得比其他宗教研究范式更加“科学”，不仅国外如此，中国学界对它的热情也同样是为了借助经济学的话语霸权。⑧因此，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也被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侵蚀其他社会科学的证据。⑨ 其次，隐喻论认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或许具有一些启发性，但它们不能提供实质性的解释。在一次圆桌讨论中，杨德睿提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我们思考宗教现象提供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隐喻，但我们要牢记它的作用应该仅限于此。⑩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不能替代已有的理论解释，它是一种玩弄修辞的“同义反复”(tautology)，只是将已知的宗教知识用经济学术语比附一番，而无法增进我们对宗教本身的实质性理解。(1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使用了经济学的模型来描述宗教现象，但宗教不是经济，这些模型注定只是一种隐喻的误设，由于它无法像经济学那样分析价格、供需、资本等要素的机制性作用，也因此，它的“市场竞争”解释只能是一种“黑箱操作”，看似阐述了宗教存在的规律，实则扭曲了宗教运行的机制。(12) 最后，隐喻论者认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陷入了两难境地。麦金农(Andrew McKinnon)认为，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若承认自己是一种隐喻，那它还能提供一些启发；但若它否认自己是一种隐喻，那它只会阻碍我们进一步理解宗教。该理论试图将隐喻转化为现实，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只会让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失去理论的活力，成为一种“死隐喻”(dead metaphor)，即本体和喻体混同在一起。如此一来，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再分析宗教非经济的一面，因为从语言上来说，我们已经不能再问宗教与经济的区别是什么。最终，我们不是利用隐喻来促进思考，而是被隐喻限制了思考，因为我们错误地将建构的事物当成了一种实在。(13)同时，“死隐喻”掩盖了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令我们遗忘了它的文化特殊性。因而，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虽然被宣称拥有普适性，但它其实是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将它运用在其他文化中反而会限制我们对宗教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