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经典中有大量以训诂形式出现的文献正文，涵盖了五经文献与先秦诸子文献，我们将其称为“先秦文献正文训诂”（简称“正文训诂”）。所谓“经传本文即有训诂”，这是历史上最早的训诂释义材料，对理解中国训诂学的早期面貌与发生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现象，陆宗达先生将其界定为“以训诂形式出现的正文”，举例分析了其中的训诂类型①；王力先生认为它是中国语文学的萌芽，从声训、形训、同义词辨析、随文释义四个角度加以探讨②。前辈学者充分强调了先秦文献正文训诂的研究价值，近40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考察：一方面，对正文训诂进行全面纂集与整体描写，从文献来源、训诂内容、训释方法、释义术语等角度展现其基本面貌③；一方面，分别阐述不同文献、学派中的正文训诂现象，结合先秦诸子的思想揭示其具体特点④。这两方面工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们还属于描写层面，虽能展现出正文训诂的基本面貌，但始终缺乏一种关键性的问题意识——如何在中国训诂学的萌芽阶段理解其发生规律。 本文试图对这一关键性问题进行解答，这体现为三个层面的思考：首先，如何把握先秦文献正文训诂的发展脉络，从而在历史比较中理解其发生规律？其次，在先秦文献正文训诂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形成了自觉的释义原则，这一原则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最后，先秦文献正文训诂的丰富现象，为两汉以来训诂学传统的奠定提供了怎样的学术资源？这些思考是对中国训诂学的溯源性反思，旨在重新审视这门古老学科的历史起点，把握其发生规律中蕴含的学术精神与学科特质。 一、由王官学到诸子学：先秦文献正文训诂的历史脉络 在已往的研究中，先秦文献正文训诂多被视为一个泛时性的整体。如张新武先生的论著将《周易》、《尚书》、《逸周书》、《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国语》、《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等33部文献中的正文训诂，作为同一类型的现象加以描写。我们认为，这一研究模式具有“竭泽而渔”的材料广度，但缺乏“溯源讨流”的历史深度。从时间上看，正文训诂至少经历了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时代变迁，具有近千年的历史跨度；与此同时，它的文献来源也涵括了经、史、子的不同类型。面对这样一批来源复杂、内容丰富的材料，立足合理的历史分期进行源流比较，是理解训诂学的发生规律的基本前提。 正文训诂是中国早期学术文化不断发展的产物，其历史脉络与先秦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具有一致性。两周时期，学术文化为贵族垄断，形成了以《诗》、《书》、“六艺”为中心的文教传统，是为“王官之学”；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和平民教育兴起的历史剧变中，学术文化转向以士人为主体的民间学术，由此导致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喷发，是为“诸子之学”。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然此一时代潮流中剧变之尤堪注目者，则厥为社会学术之勃兴。王官之学散而为诸子，其后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之书籍，凡七十九家，一千二百四十三篇，而辞赋、兵法之类不与焉，可想其著述之富。”⑤这一“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文化下移的大转折，推动了中国学术“轴心时代”的历史高峰，也是中国训诂学蓬勃生发的整体背景。因此，我们以孔子为分界点，将先秦文献正文训诂分为“王官学”与“诸子学”两大阶段——前者体现在《诗》、《书》等早期经典之中，也包括《左传》、《国语》中先秦贵族解经释义的内容⑥；后者体现在先秦诸子的丰富著述之中，尤以儒家为典型。 在“王官学”阶段，正文训诂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文化解释行为，尚未形成自觉的解释原则与深厚的释义传统。根据是否具有文献依托的标准，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1）先秦贵族在社会语用中的字词解释与文化释义。在《左传》、《国语》中，先秦君子论德析义、阐明道理，对诸如“文、武、礼、义、神、信、学、言、美、物”等概念进行解释。例如“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左传·僖公七年》），“夫文，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国语·楚语》）这些解释是先秦时期人文精神的展现，为“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奠定了文化基础。除此之外，早期文献中的字词解释亦可归入这一类型。如《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即是对“文”这一谥号的意义理解。（2）先秦贵族对《易》、《诗》、《书》等经典的说解。如《左传》载穆姜对《周易》随卦“元亨利贞”的解释，申公巫臣对《周书》“明德慎罚”的解释，《国语》载叔向对《周颂·昊天有成命》的解释，都反映出王官之学的教学内容。在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正文训诂面貌颇为杂糅，其释义具有鲜明的情境化特点。如对“礼”的解释，除了“子父不奸”之外，还有“所以整民”、“国之干也”、“身之干也”、“定人之谓礼”等不同解说；它们是针对不同情境的、对语词概念和经典文本的多样性文化解释，而非一门具有鲜明特质和自觉方法的学问。当然，解释是普遍性的文化行为，广义的训诂亦包括在解释之内。我们可以说“王官学”中蕴含着训诂学的初步萌芽，但这与严格意义的训诂工作毕竟不能等同——无论从释义原则的形成还是从训诂传统的奠定上看，它们与两汉以来的训诂学传统还有很大差异。换言之，中国训诂学真正意义上的滥觞，是在正文训诂大量涌现的“诸子学”时代。 在“王官学”向“诸子学”的转型中，随着中国文化思想的整体突破，无论是在先秦儒学还是诸子百家的著述中，都出现了丰富而精彩的正文训诂，这也是中国训诂学奠定自身特质与学术传统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至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正名思想的充分发展对语言文字解释原则的影响。孔子提倡正名，将其作为重建周礼的核心思路，先秦诸子进一步从政治学、语言学、名辩之学的不同层面，对正名进行了全面阐释。这些阐释具有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对语言文字名实关系的深入分析，这就要求对“名”进行更为准确、深入的解释⑦。因此，正名思想深刻影响了先秦诸子的语文释义及其对解释本身的自觉，无论对词义内涵的注重、命名理据的探寻还是词义互证的尝试，都凝聚为训诂学的释义原则。二是先秦诸子的文化教育与思想争鸣对语言文字解释实践的推动。先秦诸子的活跃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积极地将学说推向大众，出现了大规模的教学讲习活动；他们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对“名”的界定与寻隙成为学术论辩的起点。这种生机勃勃的文化生态，极大激发了先秦诸子对语言文字、思想概念和前代经典的解释。一方面，诸子学文献中的字词解释与文化释义，无论是内容范围上还是释义类型上，其丰富性都远远超过了王官之学；在与王官之学关系密切的儒家之外，还出现了墨家、名家中独具特色的释义路径。一方面，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充分拓展了王官之学的经典说解，不仅继承了对《诗》、《书》等早期经典的解释，更出现了以“十翼”为中心的《易》学传统、以三《礼》为中心的礼学传统和以三《传》为中心的《春秋》学传统⑧，形成了儒家经学的基本框架。这两方面的拓展，都让正文训诂在整体数量和完备程度上得到了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