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从此，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均在西方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变革演化。货币形态的选择和金融活动也不例外，以“冲击一回应”模式走了一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以今天的认识回溯历史，中西分流在清朝嘉庆时期已经定型。在货币和金融活动方面，与工业革命的时代呼唤相匹配，西方已经进行了本位制和信用货币建设的有效实验，在1815年建立起中央银行制度，进入典型的金本位制和完备的银行信用货币时代，其中作为近代新式金融组织的银行发挥了极其特殊的作用。 在西方银行大肆进入中国并配合其殖民侵略活动获取重大利益之际，中国的有识之士受到巨大的冲击，先后提出建立银行的主张。这里我们以银行建设思想的典型代表郑观应的银行论为中心，探讨近代士人的银行建设思想和时代意义，揭示中西分流下中国陷入落后境地在银行及金融制度上的表现。 一、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与“《盛世危言》热” 郑观应（1842-1923），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待鹤山人，出生于号称买办之乡的广东省香山县。他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是一位买办出身的具有近代工商业经营实践经验的资本家，又在洋务派运动中充当骨干。 郑观应在成为民族资本家的同时，也成长为一位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这主要体现在1880年中华印务总局刊印的36篇本的《易言》之中。此间他除了自己经营商业外，作为太古轮船公司的买办，鉴于日本1879年改琉球为冲绳等边疆危机时局，他开始萌发反对外国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面对西方势力通商上的不平等，他称，“外国税华货，进口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华人商于西国者，按名纳款，岁有常规，洋人商于中国者，并无此费。华人厚待西人者如此，西人薄待华人者如彼，天下有此理乎！”[1]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国内经济和商业的主张。同时，《易言》中的《论议政》篇，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明确主张设立议院的最早文献。 在《易言》的基础上，五卷本的《盛世危言》在1893年秋冬印行。此书刊行面世不久，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民族危机加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该书受到各界的重视，形成一股“《盛世危言》热”。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布政使邓华熙都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较之36篇本《易言》，《盛世危言》新增的《商战》《银行上》《银行下》，反映了他兴办银行以助力商战的意图。他改进《议政》为《议院》，体现了极力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制的强烈要求。“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此奸妄得以弄权，庸臣得以误国，而设议院而公是公非，不能扫除积弊。”[2]郑观应希望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实现其商战的目标。他明确主张“商战”重于“兵战”，他称，“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3] 郑观应主张“防外侮”重于“防内患”，“商战”重于“兵战”。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之下，他积极主张兴办银行，助力商战以实现“防外侮”以自强的目标。 二、“以官护商，以商辅官”的银行论及其地位 郑观应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救国主张，银行论是他“商战”思想的核心内容。这里首先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两篇直接论述创办银行的文献《银行上》[4]和《银行下》[5]以及《铸银》为中心，分析他关于银行创立的思想。其次，将他放在当时银行论代表中，来看他对银行认识的特征和地位。 （一）郑观应的银行论 郑观应以调节余缺，互通有无的认识论，作为建立银行的价值基准。他称： 天下之财莫善于流通，莫不善于壅滞。财流通日见有余，己与人两得其利。财壅滞时虞不足，自谓利于己而不利人，其实亦不利于己。《易》有之曰：“惟圣人能以美利利天下。”故利于已而不能利于人者，非美利也。利于民而不能利于国者，亦非美利也。 在这个基础上，他从收回利权、官商关系、银行货币几个方面，论述了建立银行的各项主张。 1.创办银行宗旨：有益国计民生，摆脱外国牵制 郑观应从中西交往的经验出发，认为银行是进行商战的重要基础制度设施。他在《银行上》中称： 自华洋互市以来，中国金钱日流于外，有心世道者咸思仿行西法，以挽回补救之。而无如逐末忘本，得皮毛遗精髓者比比然也。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以维大局。 在国门大开后的中西交往中，中国的货币资金流出外国，在西方的殖民掠夺利权外溢的情况下，各种救弊的主张不得要领。针对近代以洋务来“制夷”的政策措置，他明确指出，“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主张解决中西强弱失衡局面的关键首先在于银行的建立。他进而以创办银行可以带来的“十便”和“八利”，论述了创办银行对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关于创办银行带来的十大方面的便利，他称： 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咄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中国各殷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移，不至败坏市面，商务藉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款寄存银行，各海关官银号岁计入息约共数十万两需用之时支应，与存库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便七。官积清俸，民蓄辛资，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动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藉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