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民塑造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学理论、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当代中国社会史;杨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史学集刊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不仅是以农业机械为主的“技术下乡”的过程,也是改造农民传统思想、形塑与农业机械化相适应的新农民,进而完成“思想下乡”的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在农业机械化的实践中,国家将对新农民的塑造嵌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以此整合农民思想观念、强化农民的集体观念、激发农民的主体观念、培养农民的科技观念,从而塑造了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技术、有文化、有全面才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这一历史进程对“十四五”时期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对农民思想的正向引导,以及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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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机械化是指农业生产操作动力由人畜力转向机械的过程,是进行技术改造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机器本身以及机器所承载的技术能否被农民所掌握和应用,是决定农业机械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机械化,就是要把我国几亿农民变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①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实践过程,不仅是以农业机器为代表的“技术下乡”过程,更是塑造机械化所需“新农民”的思想改造过程。近年来,学界直接涉及“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研究,通常采用“国家—社会”视角,以反思为目标,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进行对比,预设了农业机械化发展由“先天不足”到“后来居上”的价值判断。②对农业机械化所关涉的重要主体——农民,却鲜有着墨,即使涉及,也很少超出“三农”问题整体框架,③缺少对“技术—思想”视域下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思想观念转变之间联系的探讨。④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对文献、报刊、档案等资料的分析解读,以农业机械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为切入点来考察“技术”怎样与“思想”实现同构,即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实践路径如何实现对农民传统思想的改造,以及塑造了怎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以期为“十四五”时期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农业生产,“以‘物’的现代化,带动‘人’的现代化”,⑤培养造就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⑥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一、机械化发轫:“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与农民集体观念初现

      既往学界关于中国农业机械化起步时间的界定,往往根据党和政府“先合作化再机械化”的路线选择,将1956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视为中国农业机械化起步之时,抑或是以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界,将时间拉到1959年。然而,考察历史发现则不尽如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即在东北等老解放区着手筹建机械化农场,投入资金、购买农机、积累经验、教育农民、培养干部。⑦及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华北、东北地区已建立机械化农场共19处,拥有拖拉机200余台以及各种大型的犁、耙、播种机、镇压器、联合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机械1000多台”。⑧局部地区试行试办的机械农场在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派出机耕队为附近农民代耕代种。党领导的这些创造性活动,均可视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起步。

      然而,对长期处于小农生产模式下的中国传统农民而言,接受现代农业机械进行生产,实际上存在着诸多思想障碍。即便在全国最早建立起机械化农场的黑龙江省,很多农民在面对现代农机时仍信心不足地说,“不管啥样,是带轱辘的农具就不好使”,9甚至有农民说,“没建国前,不用犁杖就能种地,现在怎么就不行了?”⑩认为“拖拉机开的倒是挺快的,种地恐怕没把握”。(11)究其原因,部分学者认为缺乏知识文化严重阻碍了农民对新农具的接受能力,(12)也有学者认为农民沿袭父辈耕作经验,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模式,在应对外界风险时的承受能力极其微弱,只允许其在现有生产结构内部进行某些微小比例的调整。(13)诚然,中国农民长期囿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而没有创新的思维和突破的能力,但这一特点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或是思想保守。实际上,“农民是讲求实际的理性群体”,(14)“他们谨慎地调整传统种植比例,以便安全而又稳定地追求他们所认为的最大利益”,(15)毛泽东指出,“要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农民才会拥护我们”。(16)因此,要实现农业机械的“赋能”(17)作用——在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改造农民传统思想观念,前提是让农民能够“看得见”其中的物质利益。基于这一出发点,新中国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机器,创办国营机械农场,通过对农业集体化、机械化优越性的“示范”,(18)让农民“看得见”蕴含其中的物质利益。

      国营机械农场如何将农业集体化、机械化优越性以“示范”形式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先决条件是农场本身的生产搞得好,“多打粮食是测量国营农场主要尺度”。(19)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机械农场在国家的大力支援下,确实在粮食产量上起到了示范效果。据1951年全国38个国营机械农场主要农产品收益统计,“各国营机械农场的小麦、棉花、大豆、芝麻分别为全国平均产量的174.7%、155.4%、157%、155.7%”。(20)机械农场在主要农作物上大面积丰产,使农民看到了集体化、机械化生产带来的好处,常常羡慕地说:“机器转一转,顶咱干半年。”(21)如河北省国营机械农场使用机械耕作的农作物亩产量高出当地群众未使用机械耕作的农作物亩产量两倍以上后,群众赠以“生产导师”“技术参谋部”称号。(22)山西省国营机械农场机械耕作后的农作物亩产量平均能比当地农民高出20%以上,因此,“向农场学习”也逐渐成为当地农民的共识。(23)生产落后、粮食匮乏,是新中国农民对革新农业生产技术迟滞徘徊的物质根源,而国营机械农场的丰产事实给农民带来直观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使其对农业生产方式有了新的认识,促使他们开始具有向集体靠拢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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