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承前”是指清末民国以来的工业化进程，连续受到西方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加上国内各界对“实业救国”的重视及推进，经过近30年的努力，“制造工业已臻相当发展”，但工业化空间布局依然狭小，规模质量依然偏弱。①“启后”则是指这一时期恰恰是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问题。与此同时，全面感受到来自日本军事侵略、民族存亡压力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希望努力推动工业化布局，建立一个以重化和军工为核心的完整工业体系，为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进行资源储备。全面掌握、认真分析这一时期制造工厂布局的特点，成为这一时期多方聚焦的核心。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一个由50名知名学者与专家组成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做准备”。②受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1932-1933年经济学家刘大钧领导国民经济研究所对全国制造工厂进行普查。这次普查的主要对象“系择合于工厂法之工厂，即有原动力而使用工人三十人以上者”，遍及华北、华中、华南三大区域共17个省、126个市县、16个制造大行业、86个小行业，最终以三卷本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下文简称《工业调查》）公诸于众。③《工业调查》上册概述了调查报告内容，中册与下册则以区域为调查单位，记录各地制造工厂的基本情况。中册以省和少数大城市为调查单位，以表格的形式统计了各省和大城市拥有动力设备且使用工人30人以上企业的相关信息（如产量、产值、工人人数等）。下册的统计表则缩小了调查单位，由省和大城市改为县市。由于调查对象不仅是符合工厂法的制造工厂，还抽样调查了部分或有动力设备，或雇工30人以上的小规模工厂和手工工场，因此调查范围不仅包括有制造工厂的126县市，还新增有小规模工厂和手工工场的20个县市。可以说，这次工业调查的“普遍性及精密性皆远过以前所有之工业统计，即较诸英美工业普查之项目，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也”。④《工业调查》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界高度推崇，成为研究20世纪30年代乃至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最具权威的统计数据。国内外学界往往将1933年作为20世纪30年代甚至是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代表年份进行研究。⑤ 有关20世纪前30年中国工业布局研究，国内外学界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从空间的角度探讨当时工业在省域和县域的分布问题。最早关注当时工业省域分布问题的是方显廷，他通过人口、矿产、产业和贸易等指标的统计分析，发现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部分工业集中于江苏、辽宁、河北、广东、山东及湖北六省。⑥龚骏较早提出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县域分布的问题，着重探讨了当时17个大城市的工业发展情况。⑦以此为依据，当代学者提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集聚于江苏省和东北的东南部的观点⑧；或是进一步探讨抗战之前中国城市工业分布的总体变化情况以及影响布局的各种因素；或是深入剖析个别工业城市内部工厂的分布情况。⑨二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探讨中国工业分布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等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刘大钧、陈振汉和任美锷等学者对抗战前后我国不同产业的布局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开拓性研究。⑩当代学者则从更长的时段对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工业分布的阶段性特征、变化原因及其变化趋势等问题进行综合研究。(11)也有学者对1911-1937年长三角地区工业从上海向周边县市的扩散做了探讨。(12)无论是空间视角还是产业角度，学界已经基本上厘清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工业分布的长期变化趋势，即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东部沿海口岸城市的工业，从20世纪以来便不断扩散到周边县市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但是，学界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业分布的区域多样性问题关注不够，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扩散中各县市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条件形成多样化的工业分布态势仍值得详细探讨。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区域工业化是国际经济史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各国学者主要关注18世纪以来工业化在各国内部不同区域层面上起源和扩散的具体过程、路径以及原因等问题。(13)各国近现代区域工业化研究展开的重要基础得益于近十年来各国学者对近现代工业布局数据持续不断的收集与整理。同样，国内学界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业化的区域多样性缺乏深入研究，主要也是因为缺乏20世纪上半叶若干年份的全国各县市工厂分布的详细信息。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最大的一次工业普查——刘大钧主导的中国工业调查也存在这方面的遗漏：一方面只统计了全国126个县市的工厂信息；另一方面在已经调查的2435个制造工厂中，有明确县市级信息（厂址、产值和工人数）的工厂只有1487家，它们分布在上海、南京、北平、青岛和广州，剩下的948家工厂是按省份统计，缺乏各家工厂的县市级的厂址、产值和工人数等信息。此外，同时代其他工业统计资料有关县市一级的工厂记载也大多不完整。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统计资料对工厂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很难将这些统计资料直接拼合成一套20世纪上半叶若干年份中国工厂分布于各县市的完整信息。 鉴于此，我们以统一的制造业分类和制造工厂定义为准绳，以《工业调查》为基础，通过各种统计资料的相互比对与补充，尝试重建一个关于1933年全国县市级制造工厂分布的数据库，借此全面认识20世纪30年代多样化的中国工厂区域分布态势；并结合20世纪前30年各县市产业联动发展的历史以及与欧洲工业化先行国的比较，探讨20世纪30年代各种工厂分布态势形成的背景、动因、过程、运作特点以及局限；进而揭示中国作为后发展大国，在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的空间扩散和规模质量提升等方面所具有的大国优势、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对中国后续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启示。 二、重建1933年全国县市级制造工厂数据库 根据《工业调查》有关“合于工厂法之工厂，即有原动力而使用工人三十人以上者”的工厂定义(14)，通过提取其他统计资料，修正、补充和完善《工业调查》的基础数据，笔者尝试重建一个1933年全国县市级制造工厂的数据库，包括每个行业的县市级厂数、厂址、产量和产值等信息。至于制造工厂的行业分类，刘大钧曾引入当时国际劳动组织分类，将全国的制造业分成16个大行业、86个小行业。为使制造业的分类更具代表性，巫宝三对刘大钧的行业分类进行了拆分与归并，确定为15个大行业、51个小行业(15)，这一分类后被国内外学术界不断引用。我们即以巫宝三的分类为基础，新增其中忽略的军事工业这一行业（包括武器装备制造业和舰艇制造业两个子行业），由此1933年全国县市级制造工厂数据库涵盖16个大行业和53个小行业。这些行业根据其产品的销售范围又可以分为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工业、主要销售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工业以及支持其他制造行业发展的基础工业三大类；或者分成轻工业（包括出口工业和消费工业）与重工业（即基础工业）两大类。(16)需要指出的是，在刘大钧和巫宝三的定义中，钢铁产业属于冶炼业而非制造业。鉴于机械制造、车辆船舶制造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都离不开钢铁业的有力支撑，民国时期也有学者将钢铁产业划归制造业中的重工业或基础工业。(17)本文尽管没有将钢铁厂归入1933年中国制造工厂县级信息数据库，但是对1933年中国钢铁工厂的县级信息进行了详细考证。(18)另外，根据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区划(19)，数据库涉及有制造工厂的所有省份、特别地区和直辖市。为了统计方便，我们将当时的4个直辖市——南京和上海归入江苏省，天津归入河北省，青岛归入山东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