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1)06-0032-10 辽朝先后建立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都城，学界关于这五个京城之中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首都”，抑或全都不是，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至今悬而未决。这牵涉到人们对于辽朝这一政权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于政治中心认定的标准、秉持的立场等诸多方面。笔者原先也坚定地认为辽朝的政治中心在于捺钵，而不在五京中的任何一京。但是这样一种认知，可能有些过于简单，无形中掩盖了辽朝政治文化的复杂性。辽朝既不是纯粹的游牧性汗国，也不是全盘采纳汉式政治文化的“中原”王朝。辽朝统治地域的复杂性，治理模式的杂糅性，都决定了辽朝的“都城”问题并不能用单一的视角去考察。 帝王的册封之礼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仪式，而册礼地点的选择，无疑可以反映出契丹人对于相应地点的重视程度。辽朝册礼有契丹礼与汉礼两种：契丹礼(即柴册礼)为契丹选汗之仪，行于荒野；汉礼为上皇帝汉式尊号之礼，行于都城。因本文重在考察汉式之京城，故以汉礼为主，略及契丹之礼。从册礼地点这一视角，可以看出辽朝政治礼仪空间有一个由龙化州转至皇都(上京)，再由上京转至南京，复由南京转至中京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辽朝政治文化演进的过程。① 一、渐进西楼：太祖、太宗二朝 辽太祖元年(907)“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②关于这次上尊号，有的学者认为耶律阿保机实际是即可汗位，所上为可汗号。③太祖上尊号的地点“如迂王集会埚”究竟在何处，史无明文，目前学界有两种猜测。一种说法是在祖州附近。《辽史·太宗纪》称天显五年(930)十月“癸卯，建《太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④“如迂正集会埚”即“如迂王集会埚”。《辽史·地理志》谓祖州城附近有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⑤有的学者认为此碑即天显五年的《太祖圣功碑》。⑥若此，则如迂正(王)集会埚应在祖州城附近。然而根据近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祖州的太祖纪功碑立于天显二年(927)，⑦恐与天显五年的《太祖圣功碑》无涉。另一种说法是，如迂正(王)集会埚应当在龙化州附近，不过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⑧盖将太祖元年如迂正(王)集会埚称汗上尊号与神册元年(916)龙化州称帝建国一事相勾连，故有此说。由于龙化州是契丹奇首可汗龙庭所在，故而太祖取代遥辇痕德堇可汗之位时，将上尊号事安排在龙化州附近还是有较大可能的。 太祖受禅之后，因契丹传统旧俗，其汗位屡遭诸弟挑战。⑨太祖在数次妥协之后，终于在即可汗之位的第八年(914)大开杀戒，诛杀诸帐族及谋逆者三百余人，⑩从而维护自己的汗位。同时囿于部族传统，对于叛乱之首恶剌葛、次恶迭剌等人却不得不网开一面。 汗位略微稳固之后，太祖开始援用汉制以求突破契丹旧俗之束缚，进而加强自身权力。神册元年，太祖正式称帝建国。是年二月丙戌朔，群臣在龙化州东筑坛上太祖“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将州东的满林改名为“册圣林”。三月丙辰，立长子倍为皇太子。(11)不仅宣示自己本人不受三年一任选汗旧制的约束，且皇位传承也应遵循汉式之嫡长继承制度。 太祖的“汉式”举措，似乎颇见成效。次年(917)，太祖围攻幽州之时，二弟剌葛偕子赛保里借机叛逃南朝。(12)剌葛是诸次叛乱之首恶，太祖汗位最有力竞争者，此次南逃应当是觉得自己争夺汗位(皇位)彻底无望，又不甘久居人下而作出的选择。此点与后来耶律倍争位失败、愤而奔唐颇有相似之处。 随着心头大患剌葛的叛逃，太祖将目光从龙化州转向自己的根本之地西楼，辽朝的政治空间也随之发生变化。神册三年(918)二月癸亥，太祖下令在西楼营建皇都；五月己亥，下诏修建孔子庙、佛寺和道观；七月，皇都建成。(13)由于太祖一直忙于征讨汉地，直至次年八月丁酉，太祖方才驾临皇都，亲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佛寺、道观。太祖修建皇都以及孔庙、寺观的举措，虽有吸纳汉制之表象，但更多的是出于巩固权位的现实考量。 太祖的“汉式”举措，似乎再次取得了成效。就在太祖宣布修建皇都两个月后，太祖三弟“迭烈哥谋叛，事觉，知有罪当诛，预为营圹”，后因诸亲请求，以四弟寅底石妻涅里衮代迭烈哥死，方才获免。(14)事实上，所谓的“谋叛”，只是“叛逃”，与之前的举兵“谋逆”完全不同。据《辽史·皇子表》记载，神册三年，太祖三弟云独昆·迭剌(即迭烈哥)“欲南奔，事觉，亲戚请免于上，又赦之”。(15)营建皇都与迭剌叛逃虽然未必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考虑到此次叛逃发生在太祖用汉制改变契丹旧制的过程中，多少说明太祖权位愈发稳固，诸弟皆无挑战之可能，迭剌欲效仿二哥剌葛南逃，亦在情理之中。(16)这与神册之前，诸弟屡次大规模叛乱是截然不同的。林鹄先生谓阿保机修建上京(皇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中原的意识形态来论证其皇位的合法性，(17)当近事实。皇都的设立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太祖的皇权，契丹旧制的影响被进一步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