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63(2022)01-0013-08 DOI：10.16729/Jj.cnki.jhnun.2022.01.003 尼尔·波兹曼媒介批评理论的重要论断，集中于其“媒介三部曲”(《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5)、《技术垄断》(1993)与《通往未来的过去——与十八世纪接轨的一座新桥》(1999)(下文简称《通往未来的过去》)之中。“媒介三部曲”基本呈现了波兹曼媒介思想嬗变的美学理路，而《通往未来的过去》不仅是对三部曲理论的升华与总结，更是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基点。美国作为大众文化潮流的中心，面临整个理论界的“非理性转向”“语言学转向”等人文思潮嬗变，其学界对人文主义危机的反思更为积极与自觉。尼尔·波兹曼的理论虽然主要集于对印刷与电视时代的文化批评，但随着当下步入媒介融合的5G时代，波兹曼媒介思想中的技术与人文的美学批判意识依然深刻，对思考当下数字人文以及技术与人文的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一、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建构 波兹曼一生共有25种著作，从最早的《电视和英语教学》到《通往未来的过去》，主要探讨了与媒介环境学理论相关的四大主题：“教育与媒介教育、从媒介角度看语言、作为文化的媒介与技术、文化的保存/文化保守主义。”[1]285作为新兴媒介与技术之思的理论源泉，波兹曼在其三部曲中对以上四个方面都有较为全面且纵深的阐述，试图“开启和维持一种认真的会话”，[1]222启示一种“重构美学”的多维视野，探看技术垄断时代“媒介中的美学”的理性维度。 (一)波兹曼媒介理论的美学重构 波兹曼媒介理论自1961年已有文本，但集中体现其美学理论的，正是他的“媒介三部曲”和《通往未来的过去》。媒介三部曲奠定波兹曼“印刷文化人”理论立场，《通往未来的过去》确立其美学维度反思的开端。他将媒介三部曲跨越的时间段划分为印刷、电视时代，从当下回溯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危机，揭示媒介文化构造的电视时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重构媒介文化理论。 印刷时代关涉“童年”概念以及人的价值理性。波兹曼将童年概念纳入媒介考察范围中，将“童年的消逝”作为一个社会学现象加以研究，而“童年的消逝”与康德“游戏”变化相关，儿童“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2]4源于儿童的游戏“已成为濒临灭绝的事物”。[2]9波兹曼“童年的消逝”理论继承了康德的“游戏无功利”以及席勒审美教育论的美学维度，把审美活动与社会功利置于对立的角度进行辨析。他们都认为现实功利不利于甚至会消解审美经验纯粹性，因为审美经验具有感情性、无功利性、个体性特征。如果把古希腊人看做人类文明的童年阶段，那印刷时代即是席勒所谓人性和谐的典范时期，波兹曼所论述的技术垄断时代的现代社会就形成了强烈比照。而童年概念随着审美经验纯粹性变化而逐渐消逝，波兹曼对此象征人类幼年时期美好天性的丧失表示惋惜。因此，印刷时代是值得推崇的价值理性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没有娱乐机器对意识形态的灌输，个体能够在接触纸质媒介的过程中独立思考，是“阐释年代”，“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3] 电视时代，“极权主义”的娱乐媒介引起理性的分化。伴随电视媒介突起，“阐释年代”的“逻辑思维”、“理性和秩序”被一种无形的压抑所控制，即被技术所裹挟的理性，消解印刷时代“和谐的理性”。波兹曼对“娱乐至死”文化现象的媒介学过程及其形成机制展开的美学探究，意欲揭示娱乐本是让人快乐的元素，但它却在电视时代变为一种让人不知快乐为何物的异形，电视媒介通过娱乐形式带来愉悦，却导致电视播放内容的严肃性被忽略。从表面上看，人在各类娱乐中缓解压抑，但其实这种非功利的状态是人的自由天性被剥夺之后，呈现出的无所事事的无聊状态。席勒的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难以通过电视娱乐达到有机结合，人在电视娱乐镜像中所获得的，仅只是受物质利害束缚的控制，无法从自身、自然及社会中解放出来，他们通过审美达成自由之境的追求最终落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2]170在成人及娱乐媒介的控制下被剥夺，游戏变为“功利性的”和“有目的”的活动，审美意识也从崇高的意义变成空洞的无意义之物。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说”说及席勒的“游戏冲动说”，是调和感性与理性的中介与桥梁，也仅能适用于电视媒介时代与信息时代之前的社会语境中的美学探讨。 波兹曼在《通往未来的过去》里，以媒介与人的辩证关系为核心，以麦克卢汉的“后视镜”(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思维)理论为轴心建构媒介美学地图。他以十八世纪的启蒙精神作为媒介美学救赎的出发点，建构自然与主体的和谐关系，希望人能恢复至保罗·莱文森所谓的“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他反思文化工业，试图唤醒被工业文明浪潮所淹没的人的内在性，在日常化的生活语言与行话之间，展示向后看的媒介文化理论视角，认为“面对新信息的攻击，理论是脆弱的”。[4]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伊格尔顿对理论之后的担忧，即“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5]因为理论含有“系统性反思”的作用，也就是在对过去与未来的各种预设中，“向后看”美学理论对人类“向何处去”提供思考维度。若没有该著向后看的媒介美学观，波兹曼媒介文化理论的美学关怀也难免陷入泛化的泥沼之中。 (二)“媒介中的美学”的理性建构 波兹曼的媒介文化理论的体系重构，重新审视理性在西方美学尤其是审美体系中的重要性。波兹曼以主客(人/媒介技术)二分法，展开对理性问题的考量，凸显媒介理论美学向度的核心。他延续甚至超越笛卡尔将人类与外物一分为二的路径，即精神统治物质，但物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甚至改变着精神的探究范式，将人与媒介拓展到人、媒介、环境及整个媒介生态系统加以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