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王国维  

作 者:

作者简介:
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王国维在1903年至1907年间发表了五篇与美育有关的重要文章,使得具有本土特色的美育概念已初具框架,但民国年间他在这方面的影响寥寥。佛雏先生对王国维的著述做了大量的辑佚和辨正的工作,肯定了王国维对美育的首倡之功。但在这些美育佚文是因“失名”还是“失收”而导致其散佚的问题上仍有必要进一步确认。对于既有材料的新发现,既可以对王国维首倡美育之功一度遭到冷落的原因予以申明,又肯定了王国维最早做出的学术贡献已足以为中国美育开一代之风气,引世纪之新潮。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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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笔者在做美育研究时,有一疑问存在心里很久:近代中国美育史上谁是“美育”的首倡者?如所周知,蔡元培曾自谓“美育”一词是他民国元年最早从德文引进,而王国维在20世纪初撰写和编译了若干篇美育文章,被研究者认定为我国倡言美育的第一人。二说颇为悬殊,但至今悬而未决。笔者结合既有材料的新发现对此做一考辨。

      王国维1901年春从日本回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半月刊,1904年接替罗振玉任《教育世界》杂志主编,在1903年至1907年间发表了五篇与美育有关的重要文章,前两篇为专论:《论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第56号,1903年8月),《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世界》第69号,1904年2月);后三篇为编译:《哥罗宰氏之游戏论》(《教育世界》第104—106、110、115、116号,1905年7月至1906年1月),《教育家之希尔列尔》(《教育世界》第118号,1906年2月),《霍恩氏之美育说》(《教育世界》第151号,1907年6月)。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指出,教育之宗旨在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而完全之人物的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外者为身体之能力,内者为精神之能力。教育包括身体能力的教育与精神能力的教育。身体能力的教育为体育,精神能力的教育则根据知力、意志、感情与真、善、美之间的三种关系而分为智育、德育、美育三个部分。智育即知力的教育,德育即意志的教育,美育即情感的教育,也称“情育”。在此三者中,“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总之,“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①。

      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提出,孔子“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而其美育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既推广诗教,又施行乐教,进而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境界,因此孔子倡导美育“安而行之”,可与席勒标举的美育“乐于守道德之法则”相媲美。不仅如此,孔子于诗乐外,还主张以自然美涵养受教育者的审美情怀:“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光风霁月不足以喻其明,泰山华岳不足以语其高,南溟渤澥不足以比其大。”总之,孔子的美育主义足以辉映今世、打通中西而具有普遍意义:“故备举孔子美育之说,且诠其所以然之理。世之言教育者,可以观焉。”②

      《哥罗宰氏之游戏论》一文旨在彰明席勒《美育书简》中的“游戏说”,借助于哥罗宰(谷鲁斯)阐发游戏之义的浅近和单纯,再与康德、斯宾塞等人的“游戏说”合而论之,揭示了“游戏之成立,以感情为至要”,“儿童之游戏常由强势而多方之感情要素,以隐隐启导之”,游戏“是即其感情生活之发端也”,“是即寓审美的感情于游戏之中者也”等美育的特点、途径和方法③。

      在《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一文中,王国维推崇作为教育家的席勒的美育思想,“以为真之与善,实赅于美之中”,认为“人之一切学问、一切思想皆以此为极点。人之感情惟由是而满足而超脱,人之行为惟由是而纯洁而高尚。其解美术文学也如此。故谓教人以为人之道者,不可不留意于美育”。而其《美育书简》之大旨,则“谓不施美育则德育无自完全”,此与希腊人所谓“人之精神不取径于美,不能达于善”者如出一辙。但希腊人之所谓美育,仅就个人之修养而言,如若“由人道之发展上而主张美育者,不得不推此世界大诗人矣”④。

      《霍恩氏之美育说》一文则通过对美国教育哲学家霍恩(Horne)的美育说(包括审美教育之性质,审美教育之重要性,美育之休养、社会学、心理学、伦理的价值,宜推广技能之学科课程,宜改良技能科之教法,宜创造审美的之校风,宜培养审美的之教师等)的介绍和品评以推而广之⑤。

      总之,就以上五篇文章合而论之,基本上在美育的学科定位、理论内涵、方法途径、功能取向、实施方案特别是谋求西方渊源与中国本土的美育思想的相互“化合”⑥,以陶铸新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美育概念等方面已初具框架。这些篇目除了《哥罗宰氏之游戏论》一文篇幅较长之外,体量都不算大,但它宣告了一个新的概念、一种新的理论、一个新的学科的诞生,从此“美育”在中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接上了地气。

      耐人寻味的是,民国年间王国维在美育方面的创见影响寥寥,几乎不为人知。蔡元培的著述提及王国维的文字并不多,但不乏褒奖之辞,特别是对其哲学研究予以激赏。其《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一文肯定“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⑦。但蔡元培对王国维在美育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却未予置评,倒是在20世纪30年代仍声明:“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A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⑧

      与之互为呼应的是,舒新城在较早对中国近世美育研究进行总结的《美感教育思想》(1929)一文通篇未提王国维及其对美育的引进和发展所起的开创性作用,而是明确肯定了蔡元培对美育的开辟之功,将其独家产生影响的时间也大大推后了:“美感教育的倡议,要以民国元年为始,首倡者为蔡元培。……中国十余年来的美感教育思想,实以他为唯一的中坚人物。”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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