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1；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11-0012-17 2014年，张江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强制阐释论》一文，至今已有7年时间了。7年来，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鸣，强制阐释已成为我国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今年初，张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再论强制阐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具理论深度和广度的申论。就深度而言，前文更多是对西方文论中诸多非正常阐释现象的描述和批评，后者则进入哲学和心理学层面，尤其对强制阐释心理动因和生发机制的分析让人印象深刻。在广度上，则将强制阐释的理论视域从文学阐释推进到了一般人文科学领域。从西方现代阐释学史看，虽然阐释对象仍多面对文学艺术作品，但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他们做的重点工作却在于为相关阐释实践建立哲学基础。就此而言，张江对强制阐释哲学和心理学基础的探索无疑是重要的，它是建立中国阐释学并开启与西方形成平视、对话关系的真正开端。 但是，作为一种学术讨论，《再论强制阐释》也并非不存在问题。首先，张江多年来以“中国阐释学的建构”①为工作目标，但这两篇论文并不涉及传统中国的阐释学处境，或者说没有在追求理论一般的背景下考虑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其次，从《强制阐释论》到《再论强制阐释》，张江一直坚持阐释对象的确定性，并相信有一个明确的“事情本身”存在。但事实上，一个文本或一个对象摆在那里，它的存在固然无可置疑，但这文本的内在性质，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一致，强制阐释的发生固然与阐释者的心理意图密切相关，但它的前提仍然是阐释对象本身具有可强制性。值得注意的是，张江反对强制阐释，但当他做出“对象确定”这一假定时，本身就构成了对文本的强制。这不但导致了他的理论观点在整体与局部之间产生矛盾，而且也必然使阐释对象因确定而固化，同时也背离了中国传统的阐释学实践。简而言之，哲学阐释的任务是开启世界，而不是固化世界，下面我将结合中国古典哲学的象思维谈谈这一问题。 一、象思维与概念思维 象思维是我国学者王树人在谈论中西思维差异时使用的概念。2006年，他在《中国传统智慧与艺魂》一书中指出：“西方传统思维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理性的规定性，即对实体下定义，并进而作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在这里，核心是在抽象思维活动中下定义作规定，即形成概念。整个思维过程，都是围绕实体概念展开。所以，所谓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实质上归结为概念的形成和展开。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思维简称为概念思维。但是，与此不同，中国传统思维，则表现为以‘象’为核心，从而围绕‘象’来展开。这在《周易》中的表现最为典型。”②在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概念思维是理性的、抽象的、逻辑的，当然相反，象思维则是感性的、具象的和直觉的。就中西二分来讲，王树人似乎预示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感性、具象和直觉特征。二是概念思维的作用是为实体下定义，这预示着概念思维的成立，是以认定表象的虚假性以及表象背后存在确定的实体为前提的。与此相比，象思维则因为停滞于事物表象，诉诸感性、具象和直觉，而显现出浅陋性。换言之，仅就西方哲学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为基本思维习惯的特性看，象思维和概念思维相比，显然低了一层，具有前概念的性质。在西方，美学作为感性学，之所以被鲍姆嘉通归于低级认识论，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但是，这种关于象思维和概念思维的差异化定位，在西方哲学史上并非具有一贯性。一般而言，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乃至巴门尼德始，它的传统奠基于实体与现象的区别之上。其中，对于实体的推定和论证更多基于逻辑，以使真理在推理中自明。或者说，概念思维是依托于逻辑而运行的思维，它因摆脱了日常经验的有限而更纯粹，更易达至知识的一般，并因此被认为代表了人类思维的最高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古希腊，即便谈论实体，哲学家也并非纯任逻辑概念，而是在逻辑之中包含了形象。像柏拉图的“理念”(idea或eidos)，其本义就是指“看”或“看到的东西”。③也就是说，即便是绝对实体或客观实在，也未必与象绝缘，而只不过是更趋抽象的形式或型相。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于“床”的比喻，其中理式的床与木匠的床、画家的床之间固然有分别，但均不是对形象的否定，而是从实体到现实再到现实的映象，形成了一个关于床的“象”的序列。与柏拉图一致，亚里士多德也赋予形式作为事物本质的意义，认为形式是事物的本体构成或普遍本质，是第一实体。这里讲的形式固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形象，但它显然也不自外于形象。而所谓为这种形式性实体下定义的概念思维，也未必自外于象思维，只不过是从具象逐步上升到了共相。两者有高低层级之分，但连续关系仍然大于对立关系。 在西方哲学中，实体的形式性，一方面说明它必然超越具象，具有“象外之象”的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象思维对于人类思维而言是根深蒂固的，并非可以轻易祛除。但无论如何，当一种哲学将现象与实体二分，并将前者视为虚妄，将后者视为真实，这业已说明关涉实体的概念思维仍然是主导性的。这应该是王树人将西方哲学思维称为概念思维的原因所在。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重心由无条件信任人的思维可以揭示真理，转化为运用理性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审查。这种转向使人占据了哲学的中心位置，同时也将哲学讨论的问题限制在了人力能达的范围之内。比如在康德被视为现代性基石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转换为先验问题，“对象是什么”转化为“人关于对象可以知道什么”。这样，人的边界就成了思维的边界；哲学的任务则从追问万物背后隐匿的实体，转换为对象世界如何依赖主体并在主体中构造自身。正因如此，《纯粹理性批判》对真理的追问，不是从为实体下定义开始，而是从人的认识基础即先验感性讲起。此后，胡塞尔说得更明确：“认识只是人的认识，并束缚在人的智力形式上，它无法切中物的自身的本质，无法切中自在之物。”④至此，在西方传统哲学由实体与现象构成的二元知识框架中，搁置实体、纯任现象就成为必然选择。与此一致，由于实体关乎概念，现象关涉人的直觉和相关感性经验，这样，传统哲学围绕对象世界形成的实体与现象二分的研究法，则自然位移为对主体化的直觉与现象二元关系的讨论。在这一新的界面看思维的性质，无论将现象学的思维称为直觉思维还是象思维，均是内在于主体的，均与对象化的概念思维拉开了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