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由多维度构成。提倡多维度、多视角、多学科是历史研究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西方女性主义史学发端的性别维度被广泛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如政治史、军事史、社会史、妇女史、教育史，乃至音乐史、美术史、体育史等领域，并逐步发展成为性别史研究。一些学者尝试将性别维度作为分析框架，引入日军“慰安妇”问题及战争性暴力研究中，取得一些突破和成就，但也出现对性别维度的过度依赖或盲目迷信，以及由此导致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如模糊日军“慰安妇”制度与战争性暴力的区别，以性别史代替政治史，认为日本女性也是战争受害者，提出应超越国家与民族立场，以致模糊甚至否认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质。“慰安妇”问题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它既是性别史的研究对象，更是政治史研究的范畴，在使用性别维度时需要厘清其研究的限界，并保持应有的警惕。 一、性别维度与战争性暴力研究 性别史研究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在对女性主义史学修正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女性主义史学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具有紧密联系，可以说是女权运动的直接产物。与第一次女权运动聚焦女性的政治权利不同，第二次女权运动更多关注女性自身，如家庭、婚姻、性、生育、教育、身体等。与女权运动思潮相呼应，女性主义史学也将上述问题纳入研究领域。 初期女性主义史学虽将历史记载中长期失声的女性声音发掘出来，但研究方法和视角较为单一，即一般将女性历史视为单一模式，忽略女性个体身份之间的差异，以及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如阶级、种族、性偏好、宗教背景等。20世纪80年代，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提出，要纠正历史记录中的偏见，必须重视女性的社会关系——过去社会性别群体中所有性别的重要意义，必须同时研究女性和男性，从而将“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术语引入女性主义史学。① 性别史与西方学界的“语言转向”、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新社会史”等理论几乎同时兴起，其观点为其他学说不同程度地接纳。反之，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也受到其他学说的影响，呈现多元的研究特征。性别史理论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一种生理属性，而是由后天，即社会文化建构的，男女身份的特质是文化的产物，且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因此在研究男女问题时，需要考虑其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文化制度、宗教背景以及国家、种族、阶级等因素。性别研究的目的是要理解性别差异贯穿社会与文化的系统方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性别差异给予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其目的是唤起对女性本身的关注，探寻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曲折、苦难、贡献、价值、原因及问题等。 性别维度的引入对于传统学术具有重要的启迪。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世界就被分属为男、女两种性别。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受到两种性别因素的影响，任何排斥或忽视女性的历史都是偏颇的、片面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安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概念，因为它的重要性、公共权力，以及它拥有崇高权威的事实和原因，都建立在它把妇女排斥在外的前提上。”②从这一观点出发，女性重新被纳入长期以来被男性主导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研究领域的视野，并成为重要的分析因素。从女性史研究本身来看，一方面，由于主张性别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使女性史研究突破之前的藩篱，从仅仅关注女性婚姻、家庭、性、教育、身体等，扩展到女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互动及其作用，以及与男性权力及关系的博弈、消长；另一方面，在思考女性问题时，男性也成为重要的参考对象，探究作为个体的男性，其社会与政治身份是如何形成、如何转变的。 受多种理论的影响，性别史研究具有多元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性别分工和不平等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性别史提倡全球史视角，主张跨国史研究，以比较视野分析性别在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历史中的共同性及差异性，引导历史分析超越作为一个封闭的、独立的历史单元的“国家”。性别史研究强调话语、社会背景、个体能动性和经历等因素，“在分析中引入社会背景，历史参与者在竞争、抵抗和改变话语的过程中的能动性和角色等问题”。③性别史认为历史具有多重结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个人经历和身份均具有复杂性、流动性、多变性的特点，不可能是一种固有的、稳定的结构模式。由于重视个体体验和经历，性别史研究极为重视口述史料的运用。此外，性别史也注重跨学科研究，把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具体研究之中，从而使历史呈现立体、多元模式。上述理论和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慰安妇”问题研究。 追求两性平等是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史学的最高宗旨。女性主义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具有高度的现实关怀性，其研究范畴往往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及女性权益变化而转移。战争与性暴力的关系问题被纳入女性主义史学的研究范畴，并成为持续至今的重大课题，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涉及女性自身命运的重大国际事件相关。1991年8月，韩国妇女金学顺勇敢地站出来声称自己是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湮没了几十年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暴露出来。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妇女成为征服的主要对象，无论塞尔维亚族、穆斯林族，还是克罗地亚族，相互之间对异族妇女均实施了以种族清洗为目的的大规模集团性强奸。塞族军队还将被强奸后受孕的妇女强制隔离，禁止其堕胎，强迫生产带有塞族血统的婴儿，而克族和穆族也设置了以关押塞族妇女为主的监狱妓院。1994年，卢旺达冲突爆发，妇女再次遭到灭顶之灾，据不完全统计，有5万名图西族妇女遭到胡图族男子强奸，不少妇女因之怀孕并产下孩子，被称为“战争之孕”。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国内爆发冲突，数千名华裔女性遭到包括印度尼西亚军人在内的大规模强奸和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后再次爆发的一系列以消灭民族、种族为目的的强奸暴行，与日军“慰安妇”制度具有同一性质，均是赤裸裸的反人类罪行，从而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也促使更多的女性主义学者转向了战争与性暴力研究，特别是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反思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研究中，充分利用性别维度这一新的分析方法，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述，极大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在学界和社会引起广泛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