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域建构中的困境及其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华北区域史研究取得了超越性发展,并以主题性研究和范围性研究为主导取向。这一取向产生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区域史学理或学科建构上的困境,它使得“华北区域史”的学术追求最终湮没在以“华北”命名的各类主题性研究或范围性研究中,一定意义上影响和决定着未来华北区域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日趋泛化的“区域化取向”遮蔽了真正的区域史学术诉求;一方面又造成近代史研究走向“碎化”的境地。突破既往的主题性研究和范围性研究在区域史学理建构上的困境,是华北区域史研究能否成功再出发的关键。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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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前,并不存在特定学科或学理意义上的华北区域史,相关研究多体现为地方史或地方性的历史研究,且主要表现为以抵抗列强侵略和政治运动研究为中心的地方史,这实际上是研究者配合党史和革命史等政治史的需要而开展的学术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学术研究领域开放活跃的内在驱动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外在牵引,以及地方史志研究力量的成长,基于地域历史研究的诉求显著增长。内在学术演进取向及寻求突破的需求,适逢海外相关学术理论方法的引入,迅速促成了区域史研究的兴起。

       “区域史是以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同一性的空间为基础,结合研究的领域和学科,探索在这一空间内的发展进程与特质,以论证中国历史发展的多元化和不平衡性。”①20世纪80年代后,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许多新成果都体现出区域史的特征。“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客观要求。”②90年代中期以后,华北、华南、江南等地学者开始展开广泛的田野(社会)调查,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史研究。在“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③的学术实践中,日趋丰富的区域史研究成果和名目繁多的区域史研究取向,很大程度上改塑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其中华北、华南和江南三大区域史研究尤为显著。在当代史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无论是基于经济史、社会史或文化史研究的深耕细作,还是聚焦于新革命史或生态环境史的新开拓,华北区域史研究都是成果颇丰且具有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发展脉络与学术聚焦

       在当代学术史的演进脉络中,20世纪80年代的“春天”一词内涵丰富而多彩,史学研究包括近代史研究亦春意盎然地呈现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80年代以后思想文化界开始解冻,各省市纷纷成立或重建社会科学院,并成立历史研究所(室),主要研究本地区的历史,地方史研究开始复兴;新的地方史志的编撰工作也纷纷展开,这为区域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组织资源和基本保障。同时,单一化的近代史研究模式也引发了学界创新,如何深化近代史研究并从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成为学界不断思考并努力尝试的方向。由此,区域史研究伴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现代化史、城市史的复兴而兴起。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华北区域史研究获得了超越性发展,成果丰硕,样态繁复。

       关于新时期以来华北区域史研究的整体态势,可从三份主要史学杂志(《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的刊文情况见其演进之概要。为了便于统计并相对贴切地体现华北区域史研究成果的学术旨趣,本文将所刊论文分为“主题性研究”和“范围性研究”④两类。就三份杂志刊载的华北区域史论文而言,80年代属于起步阶段,90年代后逐步走高,共同的高峰期则是在新世纪以来。其中,《近代史研究》相对特殊,单就论文刊发数量而言,以八九十年代为高。作为近代史研究专业期刊,这一期间刊发的华北区域史论文主题性研究者15篇,范围性研究者65篇;而同期的《历史研究》主题性研究刊文6篇,范围性研究5篇;《史学月刊》的主题性研究为4篇,范围性研究16篇。这从一个角度可以印证“华北”作为区域指属概念,其实只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基本事实,因此关于华北区域史的学术论题集中于“近代史研究”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这似乎也在一个层面上印证了“古无华北”⑤的学术命题。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华北区域史论文,就内容而言,大多属于既往政治史或革命史范式下的学术研究,选题几乎都集中在抗战时期具有特定指称的“华北事变”“华北危机”“华北根据地”上。

       从学术演进的基本轨迹来看,华北区域史研究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史学发展趋势或史学研究取向,“至近年来区域性的研究则几成时尚”。⑥除上述杂志刊文情况之外,笔者对40年来的华北区域史研究著作做了不完全统计,据此也可大致看出相关研究的基本面貌。据统计:1982-1990年,史料类11部,史著类10部,回忆录4部,论文集1部,其他1部;1991-2000年,史料类14部,史著类29部,回忆录1部,论文集2部,其他1部;2001-2010年,史料类6部,史著类66部,回忆录2部,论文集3部,其他1部;2011-2019年,史料类4部,史著类77部,回忆录1部,论文集1部,其他2部。统计表明,无论是史料性著述还是研究性著作,出版的高峰期都在2001-2019年,走高的时段也始于20世纪90年代。由此开始,华北区域史研究在主题性研究和范围性研究方面,都表现出一种趋向性态势,且持续向前推进。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选题也不再拘守于既有的革命史或政治史范式,学术研究的聚焦形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代性特征。

       其一,乡村史成为一个成果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在1990-2009年的《近代史研究》刊发的73篇华北区域史相关文章中,以乡村或农村为论题者多达33篇;在《历史研究》同期刊发的29篇华北区域史相关论文中,以乡村或农村为论题者10篇;在《史学月刊》同期刊发的55篇华北区域史相关论文中,以乡村或农村为论题者26篇。研究论题涉及晚清以来的乡村规模、社会结构、社会分层、人口构成以及乡村租佃关系和农业生产等。⑦乡村史研究“构成史学研究的一个富有发展前景的新领域”⑧,尤其是构成了华北区域史研究中一个颇有特色的重要研究领域。

       其二,城市史研究构成华北区域史研究的聚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其中近代华北城市史这一研究主题,展现出突飞猛进之势,日渐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注点在于,一方面逐步形成华北区域城市系统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且在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以及现代化史理论方法的吸纳和融通中,扩展了区域城市史研究的维度;另一方面,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区域中心城市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小城市史研究,对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秦皇岛、郑州、周村、榆次等城市从近代交通、区域市场、城乡关系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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