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衡解体与吴宓北上：作为南北学术调和地的清华 1923年，刘伯明(1887-1923)的逝世好像一个信号，本有“南雍学术”传统的东南大学如散枝落叶，人文学者片刻间烟消云散，落了个“昙花一现”的结局。用“树倒猢狲散”这样的比喻或许过于尖刻，但事实上，有魅力的学术领袖的个体命运，有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学术团体的命运。譬如刘伯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翻开《学衡》创刊号，首篇就是刘伯明的《学者之精神》，开宗明义即称：“吾国近今学术界，其最显著之表征，曰渴慕新知。所求者多，所供者亦多。此就今日出版界可以见之。此种现象，以与西洋文艺复兴相较，颇有相似之处，实改造吾国文化之权舆也。然其趋向新奇，或于新知之来不加别择，贸然信之；又或剽窃新知，未经同化，即以问世，冀获名利。其他弊端，时有所闻。凡此种种，衡以治学程准，其相悬不可以道里计。”②在这里，刘伯明非常清楚地指出，假途新知与冀获名利有因果关系，批评锋芒直指学术场域的功利思维，所以会特别强调纯粹学者之意义：“故吾以为真正学者，一面潜心渺虑，致力于专门之研究，而一面又宜了解其所研究之社会的意义，其心不囿于一曲，而能感觉人生之价值及意义，或具有社会之精神及意识。如是而后始为真正之学者也。”③他之主张，很典型地表现出美国学术与文化的特点，即强调求知与致用的关系，尤其是主张社会服务的这一面相。为此，刘伯明甚至不惜“抑德扬英”，认为： 狭隘专家其致力于精深之研究，非于学术毫无贡献，第如以此为目的，而于所研究不问价值之高下，视为等同一齐，其汇集事实，一如收藏家之征集古董，其所得虽多，吾恐于人生无大裨益也。岂惟于人生无大裨益，即其所汇集之事实，在学术上恐亦无大价值。其所征引，纵极详博，然失之繁琐，令人生厌。所谓德国式之学者，其流弊即在是也。德人研究学问，专攻一门，不厌精详。而学理与生活往往析为两事，故其头脑囿于一曲，不通空气，其结果则究学理者，仅凭冥想而不负责；而偏于应用者，则唯机械效率是求，而与理想背驰。所谓德国之Kultur，即其弊也(见杜威之《德国哲学与政治》)。若夫英国式之学者，则异于是。英人富于常识，重实验而漠视系统及逻辑的侔称。英国诗所以发达，亦以其喜用具体的音象也。英国学者大抵关怀当时之政治社会问题，非可以狭隘专家目之，其所产生之哲学家，自培根、洛克以降，率皆躬亲当时之政事。而著名政治家之兼学者资格者，为数亦不少也。④ 在这里，可以看到学衡派明显的美国特征，即“实用主义”的烙印。此中我们会发觉，德国学术与英国学术被视为两种不同的范式标准，在刘伯明这里似乎被划分得一清二楚。或许，这也正是学衡派集结金陵，试图以所谓正宗西学或至少是美国学术的正统派模样而出现在世人面前，但这其实也正是新文化运动主导者的基本思路，借助美国学术的“钟馗”面孔来打鬼。杜威来华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事件，他于1919年5月1日抵沪而到1921年7月返美，在华长达两年余，而胡适则又作翻译又充鼓手，他曾这样表述道：“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个别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⑤而强调自家是杜威弟子的衣钵传人，“文化生命”受到对方的“决定性的影响”，⑥则也不妨视为胡适的一种策略，所以他之推崇杜威的实验主义，甚至认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⑦也就不仅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事实表述，而可能具有潜藏的场域策略在。 但这里想指出的是，就学衡派、新文化派两者的留美学人而言，其表面上仿佛都学思满纸，但究其实质，距离纯粹学术均远。正如刘伯明标榜英国学术，而胡适之则俨然以杜威传人自居。真正的德国学术，则并未被这批人物所认知。在新青年派内部，以留日、留美学人占据上风。而如果放宽视域，则蔡元培无疑是新青年诸君的积极支持者，他是留德归来者，所学本是德国学术正宗，但由于其在北京大学校长位置上，所以自负其领袖群伦位置，更不能亲身入局，所以也就使得新文化运动的潮流缺少了来自德国资源的醇厚之力。当然，德国资源之所以在新文化派中未占主流地位的原因相当复杂，也不能主要将之简单归因于蔡元培个人作为不够。就本质而言，这或许还是与其时中国留学归国学人之群体结构特征相关，即留日、留美学人当时在中国学术场域的主导性地位决定了作为中国学术中心的北大也很难呈现其他样态。蔡元培即便是学术领袖，但这种大势亦非个体所能改变。再进一步追问，则蔡元培本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此类缺失是否已有自知，亦待深入考察。 就场域论争本身而言，南方其实有些“无理取闹”，因为此时早已过了新文化兴盛期的轰轰烈烈，完全是事后找场的“兹惹事端”。所以北方对于南方的挑衅，颇有同仇敌忾的感觉，这从鲁迅的那篇著名的《估〈学衡〉》中可见一斑，开篇就极尽挖苦之能事，认为与学衡诸君谈学理很荒唐：“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⑧但更为厉害的是最后的总结：“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⑨鲁迅与胡适等人并非意气相投的“同志”，但在此际的表态却颇有联手对阵，克敌制胜的味道在。当然必须承认的也是，一如鲁迅的其他杂文，其投枪匕首的味道太过浓重，其实也不太能算是从学理上来认真讨论问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