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3；G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22)01-0005-16 新中国成立以降，每逢周年都会举行各种国庆活动。在1950年首个国庆节，来自3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在首都北京组成游行队伍，①其中有绿色“星月”旗下的四千多名回民代表，有来自天山南北、甘肃青海、西南边疆等地的维吾尔族、藏族、苗族、瑶族、彝族等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穿戴着节日服饰、奏着各民族乐曲，边歌边舞像“一堆彩云”经过天安门广场，由此“显现出新中国各民族友好团结的缩影”②。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下，新中国对外展现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国庆节亦成为宣传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节点。这一过程实质承载着中共在全面执政初期旗帜鲜明的民族工作导向、执政理念和政治意蕴，其中更凭借着代表的少数民族身份、国庆仪式等丰富且具象的政治符号象征，催化各族代表与全国人民共同生成特殊的政治记忆，承载并传播了特定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意义。 对此，目前学界虽不乏佳作探讨，但多侧重于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具体实践，或注重分析国庆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功能，而从政治符号、政治象征及政治记忆等怎样转化为现实政治功能等方面，即包括从个体与集体、地方与中央、民族与国家之间如何互动联结并建构出新型关系等角度的解读则着墨甚少。鉴于此，本文以1950-1965年国庆活动为历史背景，尝试运用政治象征理论及结构主义相关思维范式，梳理各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动因流程和细节内容，对蕴涵其中的政治符号、政治象征进行解读，以此试图厘清中共在全面执政初期与少数民族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联，剖析代表们在国庆仪式的催化下形成了何种政治记忆、发生了怎样的心性转变，最终总结这一过程蕴含的价值功能和现实意义，以此为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总结中共执政经验以及建构全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 一、政治符号的生成：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的动因与筹备 “任何符号都是双重使命，既为生存目的服务，又为政治目的服务。”③符号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媒介随处可见，携有政治信息的符号都可视为政治符号。④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因历史上长期受民族歧视与压迫，存有较多历史遗留问题，各地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中共为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全面打开民族工作局面，亟需与民族地区加强联络、增进交流，对此，中共制定了“上来下去”的民族工作形式，其中以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作为“上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代表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就化作一项重要的政治符号，既可表象其个人的民族成分也可指代其所在的民族集体，成为了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中不可或缺的政治元素。 追溯这一政治符号生成的动因，大致可从两方面得出。其一，源于建构全新国家形象的客观需要。中共历来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尤其是“大汉族主义”，《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各民族平等，并要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这就规定了国庆活动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价值主张，也成为展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客观需要。⑤其二，出于对巩固中共新生政权的现实考量。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执政能力和民族工作经验尚且不足，亦无足够力量深入边疆全面开展民族工作；加之边疆地区多受封建残余及匪特活动等影响，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共了解甚少，此时亟需团结一切民族合力以推进全国域内的建党建政工作。因此，选派少数民族代表赴京观礼可帮助中共快速打开民族工作局面，但作为一项复杂的组织工作，只能选派各民族中最为“关键”“核心”的人员前往，再以其影响效力扩大活动成效。由此，各族代表以其少数民族身份赴京参加国庆活动这一政治符号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生成，这既代表了一种创新且巧妙的民族工作形式，又贴切的表象出中共意欲“体现各民族的大团结”的价值象征，并承载了要“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显要的政治意图。⑥显然，这一政治符号被赋予了更为深广的意义和功能。 为使政治符号发挥最大效能，代表们的属地来源成为中共首要考量的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究竟有哪些民族，一共有多少民族，却是个不容易答复的问题”⑦。对此，中共中央对赴京活动作出要求：“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⑧这正契合了中共推行各民族平等的价值旨向，正如毛泽东所述“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⑨。如此，从历年各族代表的整体性分布(具体详见表1)就可看出，不仅涵盖了东北、西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所有区域，亦包括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充分体现出公平兼顾的选派原则。另从赴京频率与代表数量的分布来看，少数民族成分偏多且情况愈为复杂的西南、西北等地区，往往成为选派的重点考量地域，综上均可管见中共意欲在最大范围、最大程度上实施政治动员的现实考量。以纵向节点举例来看，1950年，国庆活动甫一举行，此时民族类别尚未厘清，仅选派了百余人赴京验析活动效果；而至1956年，随活动逐年开展日趋成熟，并为贯彻中共八大会议精神以及着重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工业建设，国庆期间共组织少数民族代表1300余人赴京，创下历来之最。⑩1960年国庆节，为更好的配合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组织来京的西藏地区代表数量相较其他地区则更多。(11)由是观之，中共组织人数不等的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已不仅仅出于从整体统筹上对活动规模的灵活把控，更是欲意将政治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和意义，融入并扩散到国庆活动以及民族工作实践的全过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