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诸文明传统与多元现代性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一项工程，最初起源于西方，以至于吉登斯(A.Giddens)认为，“现代性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吉登斯，2011：152)。毋庸讳言，当代中国之为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向西方国家积极学习。正如韦伯(M.Weber)所指出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不能为西方式的现代生活样态提供源动力(韦伯，2004)。如果套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来说，倘无西方之冲击，中国大体会循着自身之步调而发展(费正清等，2002)。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这种积极学习的心态与能力，并非是普世的，而是固有文明传统之馈赠。这也正是韦伯在一百多年前对中国文明进行分析时所指出的，这应与中国传统之致力于“理性地适应世界”以及现世取向有密切关联(韦伯，2004)。我们不难看到，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仅遭遇了现代化的挫折，甚至成为“失败的国家”而处于持续的战乱与纷争之中，沦为各种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发酵的温床。就此而言，面对来势汹汹的的西方现代化力量的冲击，不同文明与国家有着不同的回应。诚如孔飞力所言，“对于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所决定，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而它们的不同反应，往往是通过各自国家的不同特点而表现出来的。”(孔飞力，2013：2)由于回应方式的多样性，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并非千篇一律。而这正是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所谓的“多元现代性”的议题(Eisenstadt，2000)。在此比较视野之下，近现代中国如何回应以及为何如此回应这一冲击，对此，我们仍应思索中国之传统对于其现代化道路走向所具有的意义。这应是费正清及其批评者所谓“中国中心观”所共同指向的问题(柯文，1989)。 此外，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这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批判到福柯谱系学的剖析再到贝克言犹在耳的风险社会的警告，都是昭然若揭的。也正因此，面对现代化道路的有识之士们，一方面意识到这是一条必须踏上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深切知道其可能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所潜伏的种种危机，以至于有“我们是被诅咒着地去现代化的(we are cursed to be modernized)”的感叹(金耀基，1999)。我们如何避免这样一种境地，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基于固有之文明传统，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正如孔飞力所说，“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然而，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孔飞力，2013：1-2)在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基于中国文明之固有传统以及晚清以降的历史实践，塑造一种中国现代性，一种至少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现代性，这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来重新思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因为理解毛泽东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生成至关重要，而《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 《讲话》是基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全文刊发却到了1943年10月，间隔时间之长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是较为罕见的，足见毛泽东对此文的慎重。延安文艺座谈会与《讲话》在根本上塑造了延安文艺的格局与走向，“不仅引发了一系列民众性文艺实践，不仅促成了大批刊物杂志，而且也留下了有经典意义的作品和相当完备的理论阐述”(唐小兵，2007：5)。作为新中国文艺领域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讲话》以及延安文艺体制也深刻塑造了新中国的文艺生产模式与走向。因此，《讲话》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仅仅将《讲话》局限在文艺领域来理解，则低估了其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事实上，在《讲话》全文刊发之后的隔日，即1943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就发出通知指出，“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讲话》也被公认为党的建设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黎辛，2010)。《讲话》的直接对象是文艺领域，但它不是单纯的文艺政策的文本，而被视为最重要的文献，解决价值观、人生观问题，因此仅仅框定在文艺领域来讨论不足以彰显其理论意涵。更重要的是，《讲话》所体现和参与塑造的“延安道路”包含着一种现代性方案，这一方案有别于“上海摩登”的想象(李欧梵，2017)，二者之差异凸显了现代中国内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对新中国迄今的现代转型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以一个超越文艺领域的更大视野来审视其历史意义，这是本文引入现代性视域的缘由所在。 不过，既有的《讲话》相关研究主要还是来自文学领域。相关主题大体分为三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原因、召开准备、议题形成和召开过程等相关史实的考证与回顾(高浦棠，2007；刘忠，2008)；延安时期对《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如改造说书人等(孙晓忠，2008)；对《讲话》的文学理论阐释或其文学史意义的呈现(旷新年，2007；霍炬，2012；卢燕娟，2015)。其中，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是第三类文献，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讲话》的理论意涵，例如《讲话》与“五四”精神、左翼文艺的异同，特别是《讲话》的人民取向等。不过，这些文献的讨论虽然多与现代性议题相关(如“人民”的概念)，但其问题意识多半不是从现代性出发。李杨和唐小兵等人的相关研究已较为自觉地从现代性问题意识出发对《讲话》进行阐释，并显示出更具整体性的分析视野(唐小兵，2007；李杨，2013，2015)。他们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是：延安道路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建基于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之上。本文所强调的“中国现代性”与“反现代的现代性”有诸多趋同之处，但在其核心特质及思想渊源的解读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可构成对“反现代的现代性”命题之对话与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