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记忆:红军成立纪念日确立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

作 者:
张陈 

作者简介:
张陈,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早在1928年,南昌起义参与者已开始纪念南昌起义,这是中共纪念南昌起义的首次实践。1929年6月,在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举行反帝战争日运动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发出了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此后,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像一条隐形的线索,藏于反帝战争日运动之中,与其并轨而行、高度融合,先是在1929年通过罢工游行等温和的示威活动来表达,尔后在1930年转以武装暴动的激进方式来传递。从1931开始,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纪念南昌起义”之意蕴,逐渐从中共“八一”工作中被剥离,到1932年已基本消退。红军成立纪念日确立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及其变化,是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2)03-0071-08

      1927年8月1日中共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1933年中共将这次起义的日期确立为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明确强调,决定“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是为了“纪念南昌暴动”①。那么在此之前中共是否纪念过南昌起义呢?目前学界尚未对此进行专门考察,且对中共早期纪念南昌起义的认识多有讹误,如有学者提出,“南昌暴动在之后的两三年内并没有像广州暴动获得时人的纪念”,到了1929至1931年,“‘南昌暴动日’的纪念开始提及”②。其实不然,当时中共确实重视对广州起义的纪念,但也对纪念南昌起义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尝试,只是由于被八一反帝战争日运动掩盖而不显见。笔者拟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发掘中共南昌起义纪念史的早期线索,以期廓清学界对中共纪念南昌起义问题的基本认知,深化中共纪念史和南昌起义的研究,敬请方家指正。

      一 南昌起义参与者首次纪念南昌起义

      早在1928年南昌起义一周年之际,中共已开始纪念这次起义。1928年8月1日,红4军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率领从郴州城撤出的红4军第28团,在资兴的布田圩召开“八一”纪念会,在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及其伟大意义”③。亲历此次纪念活动的萧克回忆,“8月1日,正是南昌起义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布田圩开纪念大会”④。时为资兴农军领导人的李奇中也称,“第二十八团撤出战场返抵资兴布田,在布田举行了八一起义一周年大会”⑤。同一天,时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贺龙也在罗峪召开了南昌起义一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将其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⑥。

      以上两次南昌起义纪念大会,主要是由南昌起义参与者召开的。布田圩的纪念大会是在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红4军第28团中举行,该团是由井冈山会师前的湘南工农革命军第1师改编而成,往前追溯,该师又是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第25师余部改编而成⑦;特别是朱德、陈毅和时任第28团团长的王尔琢都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朱德时为起义军第9军副军长兼军官教育团团长,陈毅为起义军第11军第73团党代表,王尔琢为起义军第11军第25师第74团参谋长⑧。罗峪的纪念大会,同时也是贺龙领导的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的改编大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负责召开,其中贺龙、陈协平、贺锦斋均曾参加过南昌起义,贺龙时为起义军总指挥、第20军军长,贺锦斋时为起义军第20军第1师师长⑨,陈协平当时也隶属起义军贺龙部⑩;纪念会中“委(贺)锦斋为师长,(王)炳南、文炎各为大队长”(11),其中,王炳南也是南昌起义参与者,时为起义军第20军第2师第4团第3营营长(12)

      布田圩的纪念会,是在红4军第28、29团进攻郴州失利后召开的,会上,“朱德以他那在革命失败时的乐观主义态度,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指出只要努力奋斗,革命一定胜利”(13)。罗峪的纪念会,则是贺龙等在洪家关作战受挫后对本部进行改编时召开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在会上做出了改造部队、扩大革命宣传、扩大游击战争等三项决定(14),同时,“号召全体官兵发扬南昌起义精神,英勇奋战,不怕牺牲,争取桑植起义的彻底胜利”(15)。可见,朱德、陈毅、贺龙等南昌起义参与者在一年之后开始纪念南昌起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为了借纪念活动对革命队伍进行思想教育和作战动员。

      总体来看,南昌起义一年之后,一些曾经的参与者非但没有忘记这次起义,反而在复杂严峻的武装斗争中开始去纪念它,虽然是以简单的会议形式进行,且属于自发行为,当时中共中央尚未提出相关纪念任务或要求,但这代表了中共纪念南昌起义的首次实践。

      二 中共中央发出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

      中共中央开始将“纪念”与“南昌起义”联系起来,是与共产国际掀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也称“国际赤色日”,以下简称“反帝战争日”)运动浪潮密不可分的。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决定“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苏联的国际斗争日”(16),“但大会没有指定那(哪)一天,交给执行委员会来决定”(17)。1929年3月,“在柏林举行的有十四个欧洲共产党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已决定把国际斗争日定在1929年8月1日”,鉴于此,5月16日,共产国际西欧局召开会议,重申8月1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国际斗争日”,并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筹备反帝战争日运动的一系列建议和要求(18)。5月30日,中共领导上海各界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之后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团对此作出决议时,顺势要求中共做好于8月1日举行反帝战争日运动的准备(19)。

      对于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很快响应,于6月14日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工作计划》,强调:“现国际已决定八月一日为国际赤色日,通知各国党应一致地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群众举行国际总的示威”,“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无疑也应努力实现这一任务”。接着指出了“这一任务”与南昌起义的内在联系:“八月一日又是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南昌暴动的二周年纪念。在这一次暴动中客观上是表示了革命工农与革命士兵向着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的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领袖的一个军事反抗,同时又表示了他负有进行中国土地革命的历史使命。故八一的国际示威在中国便是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两个民权革命基本任务之实际的演习与征调广大群众参与世界的革命战线之绝好机会。”最后为各级党部制定了“举行八一国际示威,纪念南昌暴动”等鼓动口号(20)。至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纪念南昌起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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