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22)02-0003-13 DOI：10.20013/j.cnki.ICE.2022.02.01 “比较教育学”(Vergleichende Erziehun-gsw issenschaft)是德语中用来指称各种不同的有关教育的论著的统一名称。在比较教育学这个领域，有关其学科地位、认知潜力和社会功能的传统观点以一种特有的顽固性保持不变。这些传统观点包括人们期待通过比较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具有教育政策方面的实用性，而且这种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因失望的经验而消减，因此比较教育研究经常有意地亲近政策和行政管理。此外，这些传统的观点还包括有关比较教育学发展历程的传说。传说中的这一发展历程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大约200年前一位法国时事评论员在1817年发表的一本纲要性论著①。最后，这一学科特定的传统还包括一系列学科的自我反思。这种自我反思与其说是以新近的科学史和知识社会学洞见为导向，不如说是以一种脱离语境的“方法论”期待为导向；这种自我反思更多的是为自己这一领域辩护，而不是批判地分析及鉴别比较论据及其有效性。 比较教育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多样化的领域。就该领域的学术地位、其合理的认知可能性和社会功能而言，人们都不可能获得明确的或者说具有共识性的回答。因此，谈论所谓的比较教育学科“身份认同”，并从“界限”、统一的“学科传统”或“授权的知识”等方面来探讨这种身份认同，已不再有意义。对这个议题需要进行历史分析以及知识社会学和科学方面的分析。日本明治维新的案例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分别从实践和理论角度说明，存在着不同的比较教育(须理解为复数)，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有三种不同路径与传统，且各有其独特的问题和逻辑，即以生产科学性知识为导向的比较性与历史性社会科学研究的“认知—逻辑”，以改革为导向的国际教育研究的“社会—逻辑”，以及研究教育现象、模式和意识形态内在的跨国性和(或)全球性的“全球—逻辑”。 一、以启发为目的的案例回顾 一位国际著名的比较学者(曾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大约30年前在一本比较教育学相关杂志上所发表的一个大胆的论点，正符合这种传统的论证风格。这里所指的便是(针对本学科的自我认证所提出的)以下论点，即19世纪末期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实施的全面改革是“比较教育学”的能力和成就的有力证明。在我看来，这一论点不论是从科学史的角度还是理论角度都站不住脚。尽管如此，日本在19世纪后1/3时期的这个历史“案例”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可用来阐明比较教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用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部分有关教育的国际与比较研究)的理论结构、认识形式和认知潜力。 一种深入细致的、按照知识社会学的标准所强化的对日本这一教育发展阶段的回顾，为我们揭开了一段与上述引用内容大不相同的历史。这段历史首先是国际关系的历史，是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早期国际化形式的历史。一位叫森有礼(Mori Arinori)的日本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是1868年后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之一，且从1885年起担任现代日本的第一位文部大臣②。自1865年开始，森有礼作为最早的一批日本学者之一，在西方(伦敦)接受了高等教育，由此成为欧洲启蒙运动和西方自由思想的坚定拥护者。1873年，也就是明治维新的第六年，森有礼与日本其他著名知识分子、政府高层官员、学者和作家等一起成立了根据这一日期所命名的“明六社”(Sixth Year of Meiji Society)。“明六社”的定位是成为在日本传播西方科学和启蒙思想的平台，并为此创办发行了一本杂志，即《明六杂志》。 1872年年初，森有礼被任命为日本政府派驻美国的首席代理公使。他的工作使命包括全面了解美国议会制与教育体制组织状况和运行方式，这与“明六社”追求西化和现代化的信仰相一致。因此，森有礼在抵达华盛顿以后，便立即开始与美国大学的教师和校长进行广泛的交流。他这一行动背后的想法是，通过深入研究美国机构和以此为基础的实际政策借鉴(borrowing)，而可“将其作为本邦人促进东洋文明的努力之援助”③。 作为考察以及与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家交流得出的结果，森有礼和“明六社”的专家明确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教育组织改革措施清单，包括基本原则以及想要实现的国家和社会政治转型。森有礼所倡导的绝对必要的组织改革旨在建立一个垂直分层的国家教育系统。该系统的组成部分分别是：一个覆盖年龄直到14/15岁的普通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之上的普通中学教育，以及第三个层面——一种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包括许多技术类专科学校和高等学校、教师教育机构和数量少但功能强大的综合性大学。森有礼认为，为教育组织提供灵感的基本原则不仅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立以及男校和女校的等值性(尽管内容不等同)原则，而且还包括以下须重视的原则：一是自主负责的个体全面发展的原则，二是提高日本民族整体发展水平的原则。后者指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及国家的国际声望和权力政治影响力。森有礼着重强调的还有社会影响，即按照这些结构和原则建立的教育系统所应当发挥的社会影响，其目的是在经济和物质以及科学、政治或道德方面促成各方面的社会进步。正如森有礼通过援引美国、英国和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战胜法国的普鲁士所提出的那样，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仅将(在外交政策方面)促进经济和政治军事实力增强：“一个国家的教育意味着其在世界上强国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从内政和社会政策方面来看，提高社会教育水平(即便不能消除)也将显著减弱基于强迫和惩罚原则建立的警察和司法系统：“在教育方面所花的费用将会比用于军队、警察和法院的费用节约一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