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22)01-0064-10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22.01.007 一、如何理解“课程论著作” 现代西方课程理论进入中国当代研究者视野主要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距今不过是四十多年的时间。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尚处于热衷于西方课程理论研究的阶段，疏于对中国传统课程思想与理论的关注，对古代课程的整理挖掘还远没有形成气候，这也使得中国古代课程发展历程中的一颗颗璀璨明珠尘封于历史当中。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课程论著作、哪些著作是中国古代的课程论著作，学界至今尚未有明确的表达。 在课程论发展历程中，“课程论著作”无疑是考察课程变迁的重要观测点。在如何理解课程论著作问题上，受经典的学科体系发展观念特别是美国课程论发展的影响，通常认为课程论著作应该是就课程论的学科性质、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体系结构等等做了相关阐述的著作，才能担当起课程论著作的称号，否则只能算作表达课程观念或思想的文本。按照这一标准，通常会把博比特在1918年出版的《课程》一书，作为最早的课程论著作。 对于课程论的发展而言，这样的课程论著作观，会带来三种束缚。第一，将课程论等同于现代课程论，容易束缚人们对课程论发展的历史理解，压缩课程论发展的历史，湮没古代历史时间里的课程形象。第二，将课程论体系结构置于现代科学主义思想框架中，削足适履地用现代框架束缚课程论范畴的丰富内涵，将课程论标准化和平面化，窄化了课程论的空间。第三，用西方特别是美国课程论衡量和规约中国几千年的课程发展史，束缚了中国课程论的独特个性，使得我国课程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西化”现象，容易形成中国传统课程论发展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因此，需要解放思想，充分尊重课程论的悠远历史，以更为宽阔的视野而不是胶柱鼓瑟于现代学科框架审视课程论著作，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考察课程论著作而不是居于西方之一隅。笔者认为，凡是表达了课程思想、提供了系统的课程体系、对课程理论或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论著皆可视为课程论著作。 以此观照中国课程论发展史，和西方课程发展脉络不同，中国传统社会坚守的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儒家课程体系。这一体系一直非常稳定，注解经典是课程建设与课程研究的主要工作，对教育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教授、如何学习方面，课程思想和理论的讨论没有成为主流。因此，与《学记》等有关教与学的著作相比，课程论著作相对较少。元代程端礼(1271-1345)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下简称《日程》)，可以看作中国古代一部经典课程论著作，以笔者的目力所及，或许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第一部课程论著作。 二、《日程》是课程论著作的定位与肯定 (一)已有研究对《日程》是“课程论著作”的定位 《日程》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部经典课程论著作，这一观点，可以从以往对该书的研究观点中窥见端倪。 对于《日程》已有研究，王照年、罗玉梅两位学者在《试论〈程氏家墊读书分年日程〉的性质》一文中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观点。[1]一是教学程序和计划。“是元明清三代一个典型的‘教学计划’(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是程端礼为私塾教育制度制定的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郭齐家)”，“是元代制定的一个适用于学校教学方面的计划”(熊承涤)。二是教学指导纲要。“是元代书院和各级官学通用的教学指导纲要”(王炳照)，是程端礼“为当时书院以及各级官学所制定的，从儿童蒙养阶段到大学的关于文史科的一种教育规划(李才栋、谭佛佑、张如珍、李淑华等)”。三是课程表。认为“该书是我国古代最为具体的课程表”(马镛)。四是教学读本。认为《日程》是“读书工程”“教学读本”之类的教育文献(郭齐家、苗春德、吴玉琦)，“这本书是一部论述家塾的教学程序的著作，一个详细的读经学文的教学计划，也是著名的童蒙教学法。有鉴于此，该书被安排在‘中国古代的教学读本’类(周发增、陈隆涛、齐吉祥)”。五是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认为《日程》是“产生于元代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汉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王照年、罗玉梅)。 上述研究者所使用的“教学程序”“教学计划”“教学指导纲要”“课程表”“读书工程”“教学读本”“童蒙教学法”“教学读本”“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词语，无不隐含着课程论的意味，揭示着《日程》的课程论著作性质。不过，这些研究者有的是非教育学界人士，没有使用“课程论”一词的意识，即便是教育学界学者，囿于当时“教学”作为强势词语的时代局限，也没有将《日程》定义为课程论著作。 有学者认为《日程》是教科书或教育著作：“是一部贯彻程、朱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教科书。通观全书，称其为‘教育学’的专著未尝不可。”[2]这里使用了“教科书”“教育学”等词语进行描述，较为接近《日程》是课程论著作的说法了。在一些权威的辞书里，这种说法则渐趋明朗起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日程》是“因辅广所辑朱子读书法而修之。以原目六条为纲，而分立其课程。”[3]《教育大辞典》在解释课程论一词时认为，中国先秦即有含课程论色彩的论述，如《学记》中关于“小成、大成”的论述，而“《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可视为中国古代课程论著作”，“中国程湘帆的《小学课程概论》(1932)，是近代最早的课程论专著”。[4]从《教育大辞典》的这段叙述当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肯定了《日程》是中国古代课程论著作；第二，从对《学记》《小学课程概论》的描述中，隐含着《日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课程论著作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