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种革命史学渐次兴起，还是从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重建算起，党史研究都已经走过不少年头。尽管与其他历史分支学科的发展相比，这一时间段相对短暂，党史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亦尚未得到普遍而广泛的历史学认同。但通过回顾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求学术发展规律，应当说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在进入21世纪已逾20多年的现实语境下，如何以历史学的理念、方法和风范来建构与叙述这门特殊学科的发展史，仍然存在很多理论困难和现实障碍。笔者近年来一直主张将“学术史”概念导入党史研究发展史研究领域，以此涵括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核心和本质是“历史学化”）进程，作了一些理论建构层面的学术努力①，并将这种研究理念首先运用至80年代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梳整与评析。但关于党史研究“学术史”概念的基本性质和运作机理等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阐释空间，故而本文在以往相关学理探讨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理论陈明，主要将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概念之本质视为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从而将其纳入一种更为深远的治学脉络和学术传统之中，加强“学术史”概念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为推进整个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化进程提供案例，并借此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普遍性意义及其指导下的党史研究的特征。 一、“理想类型”与“学术史”概念的理论生成 在党史学界业已存在“史学史”研究范式的情况下，转而提出以“学术史”概念来重新书写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党史研究自身及其发展历程所具有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显然又取决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共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方位统合与管理的历史及其所呈显的基本特征、规律和价值等。与其他历史学科不同，党史研究在生成和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中，必须要从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等方面承担更多的政治政策宣传和释读，即使纯粹历史性的问题研究与理论探讨，也必须充分观照中共在当下以及较长一段时期内的政治治理原则和政策导向价值，党史研究不能不受到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强力制导。党史研究格局在现实层面上显得异常复杂，具有不同性质和内蕴的繁复多样的研究形态及其元素紧密胶结交织于一体。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教育层面对于相关学科归属的调整以及学术评价机制的主导性增强，极大地影响和重塑了党史研究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格局，传统党史研究的面貌和气象已变得异常模糊。如果考虑到党史研究一度受到阶级斗争和泛政治化环境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潮的深刻影响，或从党史研究所处的更为宏观的“社会（学）”视角观之，那么，这种复杂性的样貌将更加显著。粗略论之，任何党史研究形态的基本结构和价值取向，都同时蕴涵个人智慧、集体意志与抽象形式（主要指意识形态及其潜在的影响力量）等多重维度。只要涉及党史研究的发展史，这种复杂格局和样貌就是相关研究者首先面对的历史实在和学术语境。这一历史实在和学术语境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沉淀，再加上几代研究者在史实重现、理性分析和逻辑判断等基础上的各种整理与研究工作，已渐次被型塑为一种典型的“复合建构物”②，甚至演化为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在之物”，其间包含着研究者难以简单或准确掌握的体量庞大的各种历史元素以及彼此之间的政治与文化联系，这些历史元素及其关系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其所引致的文化结果也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故而往往会给相关研究者造成一种无力把控和无由认识的困惑感，给描述和书写党史研究的发展史带来很多实际困难，其中一些难度实超素常之想象。客观而言，人类的一般理性是无法达致对这种“复合建构物”或“自在之物”的全面描述和客观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偶尔会将现实实在刻画为“非理性的”，意在说明现实实在无法被我们的描述所完全覆盖③。实际上，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试图对现实世界作出“恰当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进而“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精确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会遭遇一个显著矛盾，亦即“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④。再明确一些言之，“人们永远只能部分地表述事情”⑤。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以往的史学史研究将研究对象确定为中共党史学或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及其相关内容，就一定会形成党史研究中具有不同性质的元素混居一体的结果与面相，目前党史研究史学史业已成型的叙述脉络往往带给研究者一种“混沌感”，很难从中获取有关党史研究学术发展的历史教益。这种“混沌感”经多年积聚，形成了韦伯所指称的“类概念”的观念感觉，其本质就是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类概念”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表现，而这种治学方法认定任何一种概念就是对“客观”现实的“完全”的观念重现。就此来看，“史学史”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就是将具有不同属性和取向的研究成果化归为一种形态，认为中共历史及相关的历史研究本身都必须具有逻辑上完整、形式上统一的本质特征，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历史研究中的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取向，称其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归约主义”（reductionism），也并非全然不可。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一个进行历史重估的前置性条件或标准，人们便很难清楚地认识党史研究发展的历史实在及其复杂格局。如何更为科学合理地体现不同形态的党史研究的历史和史学脉络，便具有至为迫切的优先性。职是之故，若欲真正通过党史研究的发展史来透视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规律，把握党史研究的未来进化路径，就最好或必须将各种不同的历史元素“分而治之”地加以单独研究，分别叙写党史研究不同元素的历史线索和脉络，探究这些不同元素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建构多种不同的解释结构和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整个党史研究的发展史图景，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并促进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和现实功能提供源自自身的历史与思想资源，而这正是“理想类型”的典型诞生路径：“获取这种理想类型的方式或者是片面地强化一种或几种观点，或者是把从属于这些片面地突出了的观点的一种充满混乱和分散的、此处多彼处少而有些地方根本不存在的个别现象联合在一个自身一致的思想图像之中。”⑥应该说，这种研究路径和取向既符合从“个别（特殊）”到“一般（普遍）”的归纳逻辑，也非常吻合党史研究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无疑是综合考量党史研究特性及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之后所采取的一种可行性路径。 纵观党史研究的嬗变与发展进程，自80年代以降逐步形成的学术化脉络就是这样一种衡量党史研究发展史的“理想类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党史拨乱反正进程的深化以及中国政治社会环境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党史学界通过全面批判和深入反思极左党史学的政治理念与理论框架，全面审查党史研究的性质、范畴、方向和价值等学科基本问题，重树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价值的研究理念。经过几十年的学术训练，很多党史研究者已经可以冷静而理性地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重建党史研究的学术秩序和政治伦理，以历史学的根本理念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渐次成为一种较具独立性和影响性的治学思潮，学术化的治学思想和研究实践得到诸多党史研究者有意识地坚守，并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基于历史学的跨学科实践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和突破。40多年来，这一学脉恰如精神游丝般不绝如缕、未尝消歇，形成了一种基本而独立的史事存在。如果将党史研究长期以来的整体发展史看作一种“大历史”的话，那么自80年代以降生成的学术化脉络及其成就则可被视为一种“小传统”。而“理想类型”的运作机制就是从整体意义上收拢和集聚蕴藏于党史研究“大历史”格局中的那些具有学术化取向的史学元素，将它们视为一种拥有特定独立意义和价值的史实群落，并由此建构出一种因果关系连贯的史事叙述与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党史研究中学术性元素的地位、功能、意义和价值及其所形塑的学术化“小传统”。可见，“理想类型”的本质就是研究者从模糊、混沌的历史实在中抽绎出一种独特的历史联系加以单独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这种独特的历史联系由诸多具有相同或类似性质和取向的历史与文化元素构成，虽然这些同质性的元素从属于一个更为阔泛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但因其仰赖“学术化”这一独特发展逻辑而具有鲜明的延承性和接续性，并且随着时代移转而不断发展与演变，故而可以在后世研究者的抽象思维中串联直至形塑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历史文化脉络。显然，“理想类型”提供了确定党史研究学术化之内容和边界的概念性工具，“它的长处在于它能够确定既定社会领域的基本轮廓……因为历史变革的潮流常常模糊了这个轮廓”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