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对华战争转入长期持久态势，为了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分别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伪太原市长叶灵原说：“华北的治强运动，与首都的清乡运动，遥遥相对，同出一辙，因为全面和平的实现，必须从局部的和平工作做起，于是南北当轴，才发动了此种工作”，“南北政权，同样以清除‘匪共’，搜检不良，安定地方，确立民生为努力依归。”①虽然这些话带有污蔑性质，但从中可以看出，两者基本目的相同，不过因华北和华中的地理环境不同、运动的发动者不同、针对对象不同，具体内容有着不同的特点。 目前，学界对于“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都有一定的研究。江沛的《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是一本研究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的综合性著作，从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四个方面对运动进行了详细论述。②此外，还有论文对“治安强化运动”的经济、宣传活动进行研究。③关于“清乡运动”的研究，余子道等人的《汪伪政权全史》有一章专门论述“清乡运动”的谋划、发动与过程。还有一些相关论文对“清乡运动”概况、运动中的政治活动、经济掠夺、“清乡运动”与日本等作了专题性质的研究。④国外学者也有对“清乡”的相关研究，日本学者古厩忠夫从民众史的角度考察了汪伪政权“清乡运动”与新四军、国民党的冲突⑤，加拿大学者巴雷特(Barrett)认为“清乡运动”是汪伪政权建立国家政权、改造意识形态的“三大支柱”之一。⑥ “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都是在1941年开始进行的，运动的基本目标一致，体现了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手段的总体战策略，但在具体的政策手段上各有特点。本文尝试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相关史料等中文资料以及日本《战史丛书》、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等日文资料，分析“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在政策手段上的差异，并探析影响这种差异的因素。 一、“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的背景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本无力进行大规模全局性军事行动，放弃“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确立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逐渐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集中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十三年(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规定“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⑦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更加注重推行“以华制华”的政治战略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12月28日，外务大臣野村吉三郎、陆军大臣畑俊六、海军大臣吉田善吾共同署名通过了《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宣布日本的对外政策“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基本目标”，对待“中国事变”的方针，政治策略上“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工作为中心”，经济建设上“以尽快推动日满华经济建设取得实效为目标”。⑧ 1940年5、6月份，德国在欧洲迅速扩张，刺激了日本“南进”的欲望，认为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变化的时局处理要纲》，提出“适应世界形势变动，改善内外形势，在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正式确立了“南进”政策。⑨11月13日，御前会议通过《中国事变处理要纲》，提出“继续引导一般形势，适时转换为长期武力战的态势”，即“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从汉口附近到扬子江下游的重要地区，以及广东一角与华南沿岸各重要地点，并保持用兵的弹性，在对占领区的治安彻底进行肃正的同时，继续进行封锁和空战”。⑩1941年1月中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制定了《昭和十六年(1941年)以后长期战现地政治策略指导》，正式承认中国战场“1941年秋后转入长期持久态势，并在数年后确立在华50万兵力的体制”，作战目的“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11)另一方面，日军的战略也开始从纯粹的军事进攻转向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等方面，“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就是在这种政策转变下实施的策略，但华北和华中的具体情况有差异。(12) 在华北，1938年起华北方面军开始实施“治安肃正”。7月，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制定了《军占据地域治安肃正要纲》，规定“治安肃正”的目的在于“剿灭占领地域内的残敌和匪团，以使民众安居乐业，经济发展，新政权基础巩固，摧毁敌方的长期抵抗”。在具体实施上，分期进行讨伐肃正，“以威服为第一要义”，加强对铁路、水路等交通要衢和重要资源所在地的控制。同时，成立治安维持会，协助改编伪政权的军队和自卫组织，强化地方自治机关，加强伪政权的自卫力，安定民心。(13)1938年9月24日，开始进行对山西北部的“肃正作战”，“扫荡”中共抗日根据地。(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