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21)06-0118-16 游击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坚持抗战，并不断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游击战自其产生之日起，尤其是因国共纷争，一直面临着诸如“游而不击”，“避免作战，保存实力”等各种质疑。对此已经有一些文章进行了批驳。本文从当年侵华日军所留情报、资料及其后来的回忆入手，看看他们眼中的中共游击战到底如何①，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中共的军力如何？ 在论述中共游击战的相关问题前，首先要对交战双方的战力有一个清醒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双方战略战术的合理性和适用度进行分析评判。 全面抗战爆发时，中日两国的国力、中日两军的军力存在很大差距。七七事变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煤5070万吨、石油169万吨、铜8.7万吨，工业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0％，已成为工业强国。而此时的中国年产钢铁仅4万吨、煤2800万吨(其中外资占55％)、石油仅1.31万吨，铜仅700吨。钢铁、煤、石油、铜等主要战略物资的年产量不到日本的百分之一。 工业水平的差距在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上表现更为突出。七七事变前，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设备生产能力3万辆)、造船能力47.32万吨，造舰能力52422吨。而此时的中国除了造船能力缺少统计数字外，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的年产量和造舰能力均为0[1]173。日军对中国的武力水平也十分看低，1940年11月13日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联合提出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相关材料里认为，中国军队步枪、轻重机枪虽大致能满足其定额，“但火炮及其他重武器装备极为低劣”[2]941。 中日双方的工业水平和军事生产能力上的差距可谓触目惊心，这注定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这种实力的差距当然会反映在中日两国军队的具体装备上。而在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中，差之又差的当属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火炮方面，日军常设野炮师团(甲种挽马师团)配有各式火炮104门；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二九师(三五八旅直属七七○团除外)仅有迫击炮6门。日军常设野炮师团(甲种挽马师团)定额25375人，有相当部分人员是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等兵种，是一支装备和人员建制相对完备的现代化武装。具体到步兵来看，其辖步兵两旅团，共7644人，但光是配枪就有八千余支，且是三八式步枪[3]20,44[4]。而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二九师(三五八旅直属七七○团除外)全师人员9367人，仅有步枪4136支，轻重机枪122挺。[5]14在人枪比上，即使八路军主力部队也无法做到人手一支枪，可以想见很多新组建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还要依赖大刀长矛等冷兵器进行战斗。具体到枪支类别上又是什么情况呢？1938年5月，一二九师向八路军总部汇报其枪支情况，“一、步马枪：1.七九(指口径7.9毫米，引者注)的1799，计汉造869(指汉阳造869支——引者注)，奉造131，广造143，巩县造69，德造201，川造320，土造20，陕造42，江西造4。2.六五的483，计三八式362，湖北造小金钩88，晋造30，外俄造3。”[6]192可见，八路军武器来源繁杂、种类各样，汉阳造接近步马枪总数的一半，甚至土枪都还在使用，老旧兵器占了大部分，与日军相差甚大。在弹药保障上，日军后勤有充分保障。而一二九师(三五八旅直属七七○团除外)仅有步马枪弹43012发，迫击炮弹67发，也就是说每支步马枪只有十发左右的子弹，每个迫击炮只有十枚炮弹。如果以这样的枪支弹药水平与现代化的日军进行全面阵地战，无疑将陷入覆亡的危险。 关于八路军武器装备水平之差，侵华日军也多有记述。日军情报人员在抗战之初就观察到：“共军原是连步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日军还称：“由于武器弹药不足，有专门担当窥探日军辎重队的部门。当友军失败时，迅速前去打扫战场，搜集武器弹药，收容残兵，从而得到人员、武器及弹药。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子弹，一粒子弹也不能随意发射。有称为特别狙击手的，并制定了如下严格的射击规则：一、见到敌人时才开枪；二、瞄准后才开枪；三、有命中把握时才开枪。”[7]80-82实际上中共并没有专门的部门研究部署获取日军辎重队的物资，而是几乎所有的部队都以打日军的歼灭战、缴获日军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作为战斗目标或是尽量争取的一项战斗任务来进行，因为八路军的武器弹药实在太缺乏了。 雪上加霜的是，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逐渐减少并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弹药补充，而中共自身的军工生产能力和技术都十分简陋，并且原材料和技术工人十分缺乏，无法满足前线的弹药需求。1940年春，日军情报人员调查认为，中共军队“武器工厂的材料来源，采取了以自卫团总队部为主，在区、村的群众团体协助下实行废铜铁回收的办法。回收的材料，立即送交边区的制造所，并按所交数量换给相应的手榴弹。但制造所的设备能力极为低劣，大部工厂是数十人以下的小工厂，仅能制造步枪和手榴弹，修理也只限于简单的小修。因而也难以确保对前线的充分补给。于是，鼓励采取积极手段，袭击新政权的武装团体，扰乱日军后方兵站，从而获得武器弹药”[8]170。这里所谓的新政权，即伪政权。即在生产有限，又缺枪少弹难于与日军正面对抗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袭击实力较弱的伪军与日军后勤基地补充资财，待补充到一定程度时，方才能与日军交战。与日军交战消耗完毕后，又只能再次蛰伏，想方设法补充资财。 对中共来说，武器弹药相对缺乏的情况贯穿抗战始终。如1941年6月，日军认为中共武装力量：兵员仅为定额的半数，装备最高也只有半数左右[8]401。“1.兵器、弹药供应困难。2.脱产的专业部队与其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大致已达饱和点。”总之，中共所领导军队的战斗力，依然异常低劣，而今后也不易很快提高[8]401-402。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1941年通过对华北中共和八路军的研究认为：中共游击队用世界上最简陋的武器与日军进行了3年多的抗争[9]。1942年9月3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在讲话中说：“中共军事力量的弱点，表现在不能大规模生产军需品，装备低劣，训练不足以及缺乏干部。”[10]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