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军阀间的控制与对抗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成虎,男,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山西 太原 030006)。

原文出处:
苏区研究

内容提要:

1932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形成了军法禁烟体制,并逐步实现了大产地逐步禁种和掌控鸦片运销,这些政策对于消除西南割据状态和将抗战后方置于西南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1936年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不仅打破了日本军部设想的利用西南割据状态与华北相呼应的计划,也为将抗战的战略后方置于大西南奠定了基础。以鸦片收入对西南五省财政的重要性为线索,探讨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各系军阀之间的控制与对抗,分析南京政权军法禁烟在该地区的影响,对于客观全面的廓清此历史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字号: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1.06.008

       军阀割据尤其是两广主导的西南五省半独立状态是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抗战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基于鸦片收入的重要性和鸦片生产运销的相互关联,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逐渐形成五省联盟。为此,南京政权以禁烟运动和军法禁烟体制实施为契机,以“围剿”红军为借口,不断将军政势力渗入到西南五省。在此过程中,引起西南五省尤其是两广的抗争,并引发了“两广事变”。随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军法禁烟体系在西南的逐步实施,为抗战战略后方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目前关于近代西南地区的烟毒问题,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相关研究成果较多。研究者主要聚焦西南各省的鸦片种植、鸦片吸食问题、鸦片贸易、鸦片与地方财政、鸦片危害以及禁烟运动的开展等方面,①但研究西南五省间的鸦片财政问题相对较少,探讨该地区与南京国民政府围绕鸦片收入问题产生的争斗还相对欠缺。本文主要运用日文相关史料,以鸦片收入对西南五省财政的重要性为线索,探讨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各系军阀之间的干预与对抗,分析军法禁烟实施及稳定西南抗战大后方的重要作用。

       一、鸦片贸易与西南五省的相互依赖关系

       1931年下半年桂系恢复对广西的控制后,由桂系牵头,与广东陈济棠、四川刘文辉、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形成西南五省联盟,对南京政权保持半独立态势。西南五省联盟的建立,与五省的鸦片贸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西南五省财政收入的大宗为鸦片通过税和运销收入,滇、桂、川、黔皆为鸦片大产地,粤、黔两省为消费地,桂、粤、黔同为重要的鸦片运输通道。

       西南五省联盟中,两广政治军事联盟起到了核心作用。五省之中,广西的军事实力最为强大。李宗仁、白崇禧为应对不断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在广西实施“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兵于募”的政策,实行征兵制和兴办民团,大大提升了桂省的军事动员能力和军事实力。“1934年时,桂省八个区民团兵员为376879人。一年以后,也即1935年抗战前夕,广西存有的民间武力已达50万人,并持有各种大小枪支140万支以上。”②广东工商业发达,又是贸易门户,财政收入向称富裕。从1928年到1933年,广东省库收入约在3200万到4800万毫银之间,广东省管辖国库收入也在约3200万到5600万毫银之间。同时,广东也是财政部发行各种军需公债的主要地区,仅1929年到1932年初的发行额就达约6000万元。③1931年5月,两者达成政治军事联盟,由广东每月补助广西50万元大洋的军费,④用于驱逐张发奎、建立空军、整理充实民团,桂系以此为支撑得以再兴,并开始专心于治理广西。

       广西虽在军事上处于领导地位,但经济地位却比较薄弱。广西每年的预算规模只有2800万元左右,其中对鸦片财源的依赖度很高。1933年广西鸦片税收达1806.2万元,1934一年为1584.6万元,1935年上半年为741.5万元。⑤广西农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商品生产不发达。对外贸易虽有梧州、南宁、龙州3个口岸,但海关统计的贸易额和实际发生贸易额却大相径庭。1928年广西海关统计的进口额约1100万两,出口额约为811万两,但据商会会员报告的进口额约达6150万两,出口额却达4824万两。这说明广西的主要对外贸易渠道实际上是走私,⑥而走私品中很大部分是烟土。广西与内地各省贸易以梧州为中心,在湖南、贵州、云南之间进行。广西运往省外商品1928年约为1087港币,1929年约867万港币,1930年因受两广战争影响只有380万港币。但广西控内陆省份要道,水运方便,中继贸易发达,从云南、贵州方面运进大量的鸦片,销往广东、湖南等省。鸦片私运输途径为:(1)由四川经剥隘下西江;(2)由贵州经泗城至百色下西江;(3)由贵州经长安(怀远)下柳江;(4)由古宜经柳州运出;(5)由贵州经都自荔浦运出;(6)经古宜长安至桂林;(7)由云南经百色至南宁,再由陆路入广东的高州、廉州。据梧州海关估计,每年运入鸦片量为:四川约2000担、云南2000担、贵州1400担,合计5400担。⑦广西百色烟土来源,则以云南广南、剥隘最多,其次来自贵州红水河边各县。⑧因此广西主要靠对过境鸦片收取高额过境税获取财政经费。据1933年广西财政厅的决算收入报告统计,广西的鸦片过境税高达1484.4万元,几占当年广西财政收入3100万元的一半。⑨

       广东既是鸦片消费市场,也是经广西运出的鸦片走私到香港的必经之路。支撑两广军政同盟关系的主要经济纽带之一就是两者的鸦片供求关系。广东烟土大部分来自滇桂黔三省,经由越南海防运入广东东兴,或经广西梧州运入。两广在运输必经之地设立检查站,对运入品除征收高额通过税之外,还对销售者征收印花税。⑩1924年,宋子文曾与担任过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谈到:“广东财政收入除关税、赌饷、捐项外,只有在鸦片烟方面可以得到一笔收入……这里的烟大半是由滇、黔两省运经广西到来的,广西靠广东的销路,广东靠广西通运,应互相关照,才能够双方有利。”(11)1926年到1927年初,广东省政府指定机构从广西梧州方面按1两2银元价格采购鸦片原料运至当地,由禁烟所制成烟膏,以1两4.5银元的价格批发给零售商,零售商以1两5银元价格出售给吸烟者。广东政府靠这种管理方式,仅1926年获取收入达340万元以上。(12)因此,广西获得广东每月50万大洋补助的交换条件很有可能是为广东提供鸦片原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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