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在海外团结学人的尝试

作 者:

作者简介:
裴广强(1984- ),男,历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陕西 西安 710049)。

原文出处:
山东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基于对科技类学人的迫切需求以及在利用C.S.C.A.等团体组织留美学人工作中遇到一系列困难,决定在美国独立创办“留美科协”。为此,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克服了因在美无法大量发展党员而导致的组织力量不足等困难,以一批赴美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为骨干,先后建立起城市性小组“建社”和区域性组织“美中/美西科协”,并最终完成了全美性组织“留美科协”的创建工作。“留美科协”成立后进一步扩张区会、吸引会员,并将各区会嵌入中共在美团结争取学人的复杂组织体系中,成功将分散在全关的科技类学人团结起来,为推动建国初期学人归国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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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2]02-0035-10

       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知识分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仅有二三十万人,①接受高等教育者人数更少。而在当时,尚有大量以高校学生、学者和技术实习生为代表的高级学人散落海外。其中,尤其以留美学人数量最多,总数超过5000人,内中科技类学人又占70%左右。②因此对中共而言,在工作重心由革命向建设的过渡中动员海外学人早日回国参加建设,成为统战工作的着力点之一。为此,中共在国内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学人回国的政策,并由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创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积极争取留美科技类学人回国。受此影响,“留美科协”会员有一半左右先后回国,③大部分日后成为相关科技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他们致力于新兴学科的开辟和旧有学科的创新,其中有80余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学界以往对中共在国内层面出台的吸引学人回国的政策多有探讨,但对其在美国争取学人回国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盲点甚至抵牾之处。揆诸史实,中共在美国对留美科技类学人综合采取了团结、宣传、教育、改造和动员回国的政策。毫无疑问,团结组织留美学人至关重要,因其是开展后续一系列工作的基础,而这又主要由“留美科协”负责执行。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学界对诸如中共为何创建“留美科协”、如何创建“留美科协”、“留美科协”怎样团结组织留美学人等问题的认识仍不清晰,④致使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在海外学界统战策略的认识仍难言全面。

       近年来,一批有关留美学人的新资料陆续面世,为深入考察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一类是“留美科协”创办的总会及区会期刊,包括《留美科协通讯》《美中科协通讯》和《明州科协通讯》,完整记录了“留美科协”的整个历史。1998年和2013年,原“留美科协”会员侯祥麟、李恒德、蓝天将该批资料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另一类是原“留美科协”会员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批原中共在美地下党员和著名留美归国科学家发表了大量回忆录,同时一些科技史学者有意追溯留美归国科学家的成长和工作历程,整理出版了大量口述自传、人物传记和访谈录。这两类资料兼具纪实性、互补性与互校性,但自面世以来尚未得到学界充分利用。本文即以上述资料为主要依据,以“留美科协”为分析中心。从组织史视角对1949年前后中共在美国团结组织学人的活动进行考察,以期对中共在海外学界中统战工作的策略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留美科协”的创建原因

       社会学一般认为,任何社会组织的出现都肇始于一定社会成员所志在实现的目标。⑤具体到“留美科协”来说,同样如此。一般而言,学界倾向于将中共创建“留美科协”的原因归之于其组织动员学人回国的需求。不过,通过对“留美科协”创建背景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此种观点虽然并无错误,但是在思维逻辑上忽略了一些重要细节问题,存在将复杂历史人为简化的倾向。

       1945年,董必武借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之机,于会后在纽约停留数月,整顿中共在美党组织。在其直接领导下,中共恢复了美共中央中国局,成立了在美工作领导小组,主要成员有徐永煐、唐明照、杨刚、赖亚力、徐鸣等人,处理包括旅美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工作在内的多方面事务。⑥当时,在一些留美学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存在着多个以各界学人为主要成员的团体。例如,明尼阿波利斯有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简称C.S.C.A.)、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时事座谈会和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学生会等团体;⑦纽约有中国新文化学会、C.S.C.A.、《留美学生通讯》杂志社、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等团体。⑧其中,尤以C.S.C.A.最为重要,它是当时“全美最大和最有影响的中国学生团体”⑨。为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开展团结留美学人的工作,领导小组一开始并没有成立新的组织,而是尝试先渗透并利用上述已有团体,逐渐将其同化为支持中共的外围组织,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如1945年夏,C.S.C.A.东部分会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夏令会,徐鸣、浦寿昌、浦寿山等中共党员即积极与会。此后,侯祥麟、陈翰生、陈一鸣、陈秀霞、陈秀瑛、陈利生(后改名陈辉)、李恒德等一批中共党员陆续加入该组织并积极活动,逐渐引导留美青年认可“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冀盼‘新中国’的出现”。⑩受此影响,该组织也从“不谈政治,只谈宗教”(11),转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进而过渡到拥护新中国政府,并号召留美学人回国参加建设。(12)中共既然有众多现成的、实践效果良好的组织可以利用,那么为何还要大费周折,另外建立“留美科协”呢?对于这一看似相悖的问题,学界迄今尚无探讨。笔者认为,这必须要回归到中共团结学人的诉求和C.S.C.A.等组织的特征两个基本问题上进行分析。

       首先,中共旨在尽可能多地团结组织留美学人,而C.S.C.A.等团体的既有建制所涵盖区域有限,二者存在相当差距。当时留美学人数量众多,除了集中在纽约、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洛杉矶、旧金山等主要城市外,还广泛分布于全美各地。根据1948年美国海外学生友谊关系委员会的一项调查,除内华达州和南、北达科他州外,美国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405所大学中均有中国学生。(13)与此种情况类似,学者和技术人员在地理位置上亦呈分散状态。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时事座谈会、中国新文化学会和《留美学生通讯》杂志社均属单个城市性组织,且仅集中在个别城市。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和C.S.C.A.虽然属于全美性组织,但是前者仅散布在纽约、旧金山、华盛顿和明尼苏达州的个别城市,(14)后者即便是全盛时期,也只在东部的纽约、波士顿、哈特福特,中西部的芝加哥、克利夫兰、安阿伯、东兰辛、艾奥瓦,西部的洛杉矶等十几个城市建有地方支会。(15)这远不能满足中共在全美团结争取中国学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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