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的中共与美国

作 者:
冯琳 

作者简介:
冯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岗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战斗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此时,美国正有意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对中国事务倾向于观望立场,但希望中国统一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将皖南事变解释为军纪问题、内部问题,美国虽有犹疑却也基本接受,并未改变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美国没有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实质,没有看到中共的上升趋势,而是认为国民党会是赢家,并判断国共冲突可以被控制,美国在远东的被动自此便已开始。中共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抗战大局下灵活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争取有助于抗战的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之时,中共对时局转变作出准确分析,赢得美国舆论的同情,并打开了中共与美国高层联络的渠道,在走向历史舞台中央之初就占得了主动的先机。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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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皖南事变,学界对事变的起因、经过、善后及对国共关系的影响等方面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①然对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探讨不多,关注点仅在美国总统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与周恩来的会面情况方面。②现有研究认识到皖南事变是中国革命史和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但对这个转折节点的理解未臻全面。这个转折不仅体现在国共力量对比,更体现在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角色及角色关系有了新的内容。从国内局势看,皖南事变前后中共力量壮大、理论逐渐成熟,开始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正在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力量。从国际局势看,皖南事变发生之时,日本的南进政策蓄势待发。在国民政府的外交视野中,美国日益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中美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美国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之下,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走势的重要外部力量。皖南事变不同于十年内战时期的国共对立,而是抗战与二战背景下的国共对立事件。正在走向舞台中央的中共与美国之间有何互动?他们对彼此的判断及策略的运用,对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等,正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走向舞台中央的中共与美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七七”宣言强调团结抗战,获得各进步派、中间派的广泛同情。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占领区偏重于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大城市。中国共产党深耕敌后抗日根据地,控制了广大农村,并渗入部分城市。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日军,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壮大。在陕西,中共选派人员打入各重要军事机关,吸收党员,进行秘密宣传及情报工作;派教育界同志赴各中学担任教员,开展学运;派善交际者到各印刷厂、军服厂,联络手工业者,作为将来可以发动的力量;租用大房屋,教平民识字读书,增进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③在陕北,中共免除苛捐杂税,号召不愿被国民党抓壮丁的人到陕北去。④在苏北,新四军筹设苏北抗日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队所需人才。⑤

       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工作,充实各地力量,日益引起国民党的警觉和敌视。国民党在各地派出观察员,暗察中共发展情况。⑥随着中共势力在一些地区的不断壮大,国共摩擦升级。1939年,阎锡山对“牺牲救国同盟会”及中共组织的游击队、自卫队产生提防心理。11月28日,阎锡山所辖二战区与八路军发生摩擦事件。随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在华中、华东制造军事摩擦。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须先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一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具体政策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中渐趋成熟。2月20日,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否定“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⑦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在政权机构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并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和施政方针。⑧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使政权具有广泛代表性,调动了各阶级积极性,根据地焕发出生机。中共敏锐地看到,中国的政治力量对比将发生重大变化。⑨

       伴随着中共向历史舞台主角的转化,国共冲突愈演愈烈。1940年10月,苏北地区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与黄桥所属战区的国民革命军第89军发生武装冲突。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强调团结抗日,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要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指出“日本与亲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分裂,使国共两党互相火并,两败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⑩

       国际方面,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由于在侵华战争中面临严峻的“战略持久”态势,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英美等帝国主义出于各自目的,在远东实施慕尼黑阴谋,欲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指出,如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称“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种新秩序的建设“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11)是为近卫第二次声明。(12)12月,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出走河内,发表艳电,主张中止抗战,国民党内投降气氛悄然弥漫。

       就在英美于远东对日绥靖的时候,美国本身也处于转变之中。二战后,美国一度奉行孤立主义,但随着法西斯威胁的加剧和美国经济形势好转,美国国内舆论倾向开始变化。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改变对孤立主义的认同,公开表明国际主义立场,试图打破孤立主义对美国的束缚。罗斯福等人认为,欧亚的危机和战争不仅涉及利益,还关乎国际正义和民主;法西斯若不被制止,迟早威胁美国安全。近卫声明发出后,美国致牒日本,表明不承认“东亚新秩序”的态度。蒋介石认为美国“措词坚决,亦足以打击敌人,其协助于我者甚大也”。(13)1939年春,美国着手加强位于太平洋西部的关岛防务,准备提高海军预算及力量,显示出对太平洋的关注。6月17日,蒋介石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谈话,要求美政府支援被日封锁的天津英租界。(14)随后,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作出响应,发表演说,指责日本封锁租界、轰炸中国各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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