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互联网时代中的关系经济 早在18世纪，法国著名学者狄德罗曾提出“美在关系”说，认为“美总是随着关系而产生，而增长，而变化，而衰退，而消失”①。这是狄德罗从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开创的美学学说，认为美是流动的也是多角度的，美不仅蕴藏在自身独特的气质里，也显现于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中，更作用于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性，一切基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这里的“关系”更多地指向形而上意义，随后，“关系”的形而下层面不断被传播学领域所关注，有学者提出“媒介即关系”(这里的“媒介”特指“新媒介”)，新媒介的传播就是关系传播，“关系”成为区分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一个重要维度。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自乡土社会以来的差序格局，重塑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信息与社会之间的组织结构方式，依靠互联技术将原先以实体形式存在的人情社会转换为以赛博形式连接的网状空间，“关系”随着媒介的更迭不断闪烁出新的节点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是松散的，这种关系是通过注意力来维系的，注意力是稀缺的；进入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与用户的关系是紧密的，稀缺的不仅是注意力，还有关系和关系转换。”②互联网时代从交互技术开始，不断产生联结，最终形成当今网状纵横交错的社会组织系统，改变着社会关系的运转方式与传播思维，其中，新媒体既是其强大的动力支撑也显现为突出的表现成果。飞速崛起的新媒体严重冲击了传统媒体，模糊了以往边界相对明晰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将之彼此杂糅成一种“随时随地随意性”的新媒体传播模式，争夺用户黏性，抢占市场份额，从而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即关系经济，“通过关系产品、转换机制和共享价值实现其经济效益”③。 今年是我国全功能接人世界互联网的第27年，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高达13.19亿，占据全球网民总规模的32.17％；全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达35.8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如何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发挥如此庞大的人口红利，产品与用户的关系成为其撬动路径。尤其在娱乐文化领域，每一次新媒体技术的升级都带来关系经济的增长节点，随着新媒体用户对娱乐文化产品依赖度和喜爱度的提升，人与人、人与物的情感连接，由最初单薄的孤立审美逐步发展为在流动的关系中多元化审美，赋予了个体更深层次的主体意义。 二、粉丝文化图景中的身份转型 关系，指人类社会交往进程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其核心在于“相互”，这就意味着需要两者及两者以上的存在物，于不同场景中构成不同的主客体关系。隶属于粉丝文化图景中的“饭圈”经济是新媒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完全由互联网土壤孕育出来的新鲜物种蕴藏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与转换。基于传统理解，明星作为主体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粉丝作为追随者，其主动性受到诸多限制。然而在新媒介的影响助力下，粉丝的主动性迅猛提升，话语权迅速扩大，在日益兴盛的饭圈文化中不断改变着明星与粉丝间的固有关系。当我们运用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看待“粉丝”物种时，可以从其身份的转型过程和构成要素中看到秩序、安排、融合、层级，这些是存在于“粉丝”本体之上的第一层关系美学，即孤立而真实的美。若将“粉丝”与“明星”联系起来，又可引申出粉丝文化、粉丝经济、明星效应、互联网生产力等多维审美，这时“粉丝”的美就是相对的美，即狄德罗所说的第二层关系美学——一种物体和其他物体的关系。第三层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揭示出“粉丝”置于现实、自然、社会之中的复杂与多元、运动和变化，发现粉丝逐渐从个体成长为圈层再赋能产业经济，不断转型的身份背后映射出新媒体时代下的关系流动。 (一)从“旁观个体”转变为“追星个体” 当某个个体对另外一个个体产生欣赏、喜欢、爱慕等情愫时，其身份就会从“旁观者”转变为“追星者”，成为大众文化理解中的“粉丝”。尽管“粉丝”一词来自西方国家，但相关概念我国自古就已有之。唐朝“诗圣”杜甫心系“诗仙”李白的才华，赠予其诗词超过15首以示追随之心；民国时期，梨园行当将台上表现突出、受人欢迎的表演者誉为“名角儿”，台下给予欢呼与追捧的观看者称为“捧角儿”；近代之后，“明星”概念迅速普及，与此同时出现了相应的“追星者”“崇拜者”；2005年，轰动全国的首档现象级电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的开播掀起了“粉丝”狂潮，成为21世纪以来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原本作为单独个体存在的追随者与被追随者，由最初两个陌生的个体转变为有情感关系连接的主客体，两者关系超越了一般利害性和政治性。 此时的“粉丝”处于第一阶段，从客观冷静的“普通受众”发展为特别关注的“特殊受众”，被赋予了情感滤镜，由“旁观者”自发性成为“追星个体”，仅凭单纯的“喜欢”即可维系与被喜欢者间的关系，且这种关系的紧密度由喜欢程度的深浅而决定。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因素很大部分上来源于当时尚且单薄的媒介环境。21世纪初仍是电视主宰的时代，内容传播自上而下，通过全面普及的家庭电视机实现单向传播，但手机短信投票的方式开启了民众的参与意识，使得观众与屏幕里的公众人物有了启蒙阶段的关系连接。如果按照马克·波斯特对媒介的定义，那么这一阶段的“粉丝”应该位于第一媒介时代与第二媒介时代的交接点，渴望拥有更多互动却受限于媒介信息的传播桎梏，只能通过收看固定的电视节目或购买有限的周边聊以慰藉，信息来源单一、被动，信息体量简单稀少，单打独斗实现远距离目光追随。 (二)从“追星个体”成长为“粉丝族群”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领我们正式进入第二媒介时代。在这里，发达的数字技术不断突破着传统媒介的权威与禁锢，注重开发传播的互动性和发散性，逐步走向“去中心化”。“微博超话”“粉丝团”“后援会”等网络社群的组建使得原先飘零四处的“追星个体”无障碍地迅速集结，在此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共同构建“想象共同体”，以此形成“追星圈”。尽管发端于网络社区，但“圈子”模糊了时空边界，强调精神层面的契合与统一，成长为互联网生态环境中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在此结构中，“粉丝”身份进入第二阶段：族群化。以共同喜欢的对象为中介，将五湖四海的陌生人集聚在一起分享有无，相识、相知、相处、相爱，通过稳定有序的组织活动打造共通的情绪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