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供性、扩散、秩序:数字新闻流通的网络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文森,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出处:
新闻与写作

内容提要:

数字新闻研究方兴未艾,技术、制度、实践和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认识和(重新)概念化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关键面向。然而,如何把握这些不同认知对象在该领域研究中的组合和动态,并协调它们之间不对称的方法论取向是极具挑战的。本文首先梳理了新闻流通概念化的历程及其研究的演进,然后从“关系可供性”“扩散网络”和“流通秩序”三个概念入手提出数字新闻流通的方法论,以勾连分析技术、行动者关系和实践规范及其相互作用的逻辑。最后,举例说明研究者如何回到微观的、具体的新闻流通的发生过程,讨论实证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可能的方法策略。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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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最近的新闻研究热衷于讨论以数字化为前提的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从关心“什么是新闻(journalism/news)”“边界在哪里”转向了更加具体而复杂的基本问题,如“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如何被分享、转化、争论和驳斥”①,“新闻如何被建构、维持和改变”②。尽管关涉与数字新闻相关的技术、制度、行动者及其实践等多个面向,但这些研究均尝试探索整合的理论框架或路径,偏向于采取“环境-行为”的解题思路,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网络化的和动态性的研究实践体系”③。然而,鲜有研究真正从认识论过渡到方法论然后进入研究实践,探讨在特定分析框架下如何经由切实可行的方法途径抵达数字新闻研究“想象的空间”,后者不应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和传统的价值规范,更需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引下重新开采可供利用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以桥接“新闻学的想象力”(journalistic imagination)④与大规模数字数据及其计算分析之间的鸿沟。

      相较于新闻生产实践对传统路径的依赖,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认为更激烈的变革发生在新闻流通(circulation)领域,因为“大众传播技术的‘一对多’的渠道已经分裂成更复杂的传播流、多样化的平台,以及新闻内容互动的新工具”⑤,而正是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新闻的变化形态、新闻消费的模式、参与新闻的行动者,以及他们在传播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卡尔森的“野心”在于从新闻认识论的角度,将新闻流通所涉及的机构、行动者、媒介、实践和形式等“混合物”(mélange)统合在一个适用于数字媒体环境的解释框架之下,由此将“流通”确立为审视“新闻作为认知系统”的核心,而不是新闻知识生产的延伸部分。

      沿循卡尔森对数字新闻流通的概念化及其构成要素的分析线索,本文认为考察新闻流通并不意味着将其与“生产”和“消费”(或“使用”)两端进行切分,考虑到三者之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而是将对数字环境下新闻在多元行动者之间的流动、互动和影响过程观察结果的解释嵌入新闻学的话语和实践逻辑之中。与“新闻作为知识”的出发点不同,本文将新闻视为特定空间中传递的“信息”及附着其上的“意义或文化”,以期能够在基于计算(传播)的方法论范式下进行细致而全局的描述和跟踪,有助于把握新闻流通的数字化、交互性和动态化的特征以及参与者传播行为的复杂性,同时又强调新闻学研究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承诺”(commitments)⑥。

      在认知结构上,卡尔森将数字新闻流通划分为三个组成构件,即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流通实践(circulation practices)和认知竞争(epistemic contests),强调了研究新闻流通的关键要素和认识论基础。诚然,分离数字新闻的构件有助于聚焦不同对象和问题域,厘清混乱的新闻现象研究的边界,但是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缺乏统一的理论联系和分析框架。更进一步地,利亚·列夫洛夫(Leah A.Lievrouw)等人在界定“新媒介”时,将“基础设施”的三个成分——人工制品(artifacts)、实践(practices)和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视为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的“整体”(ensemble)⑦,以凸显传播技术、人类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有助于理解数字技术情境下新闻流通的(相对稳定的)物质本质及其(持续动态的)社会化过程。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新闻流通的概念化历程以及流通研究的演进,然后以“关系可供性”“扩散网络”和“流通秩序”三个概念为抓手,以勾连数字新闻流通的技术的可能性、行动者的网络化和实践的规范性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从传播网络与扩散研究的交汇点切入,思考数字新闻流通研究的方法论和实证探索进路。最后,基于社交媒体传播关系的数据挖掘,通过对媒体行动者之间的新闻扩散网络分析,举例说明研究者如何回到微观的、具体的新闻流通的发生过程,讨论实证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可能的方法策略。

      二、新闻流通的概念化及其历程

      (一)从生产到流通:作为意义或文化过程的新闻

      早期传播学者对新闻“流通”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可以回溯到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关于“编码/解码”的经典研究。传统上,大众传播过程被简化为“发送者-消息-接收者”模型,霍尔关于电视生产的动态模式建立在对这一传统线性模式的批判之上。⑧他借鉴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循环模式的分析框架,将生产范畴置于决定性地位,并将新闻的流通与商品形式(commodity forms)联系在一起。

      在新闻语境中,“流通”与“分发”(distribution)的概念通常是可以互换的。但在霍尔最初的表述中⑨,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时刻”(moment),前者与“生产”(production)被一同视为维持“生产-分发-生产”这一持续循环过程的“决定性时刻”,后者则是讯息“产品”在受众之间的传递,与“transmission”同义。“流通”在霍尔的分析透镜里既是技术的、也是解释学的过程,其关注的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或意识形态)经由中介的话语进行‘再生产’”的循环运动。⑩尽管霍尔所提及的“流通”只是更大的传播循环中的一部分,且生长于对传统媒介环境中电视新闻生产的反思,但对理解当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设施的新闻流通过程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从结构切入传播整体过程的观察视角“既看到了电视生产的结构交织,又看到了传播结果的建构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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