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科林·格兰特(Colin B.Grant)在《不确定性与传播》一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传播做不到我们想象和认为的那样确定？”①根本上说，传播的不确定主要源于世界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复杂性。极富洞察力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Bauman)将受全球化和自反性影响的现代社会称之为液态流动的(liquid)社会：“我之所以称这样的世界为液态的，是因为像所有流体一样，它无法停下来并保持长久不变。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差不多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②流动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不稳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时代，在连续变化的流动性状况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都不能充满自信与确定性地去应对，由此便导致了无知感、无力感与恐惧。人类最为痛苦的当代恐惧就来自存在的不确定性③。全球风险环境和行为的不确定性等带来的流动、易变、混沌、无规则、不安全等已是现代社会的显要特征，也是不确定性传播与沟通面临的液态环境和现实情境。 一、从存在性不确定到生存性不确定：不确定性传播的现实语境 “9·11”事件、金融风暴、日本大地震、英国退出欧盟、河南“7·20”特大暴雨灾害，以及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事件等表明，人类社会始终面临难以预测的不宣而至的巨大不确定性的影响与冲击。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存在论上的不确定性和生存性不确定性。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存在不确定性是客观事实，这种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也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一种客观现实。从哲学存在论理解，这种存在性不确定性是人类所具有的认识能力的客观状态，对其的认知也是人类知识的起点。与此同时，致力于对未知世界与领域探索的科学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偶然性、随机性、混沌性等，认识主体的知识局限性、认知能力的阶段性，以及方法的复杂性、条件限制性等，决定了科学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统一体，是主观和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即测不准原理等都显示科学的不确定性。因此，科学家亨利·波拉克(Henry Pollack)认为时至今日科学依然不能回答一些重大问题，如科学为什么不能准确预测地震？地球正由于温室效应而变暖吗？等等，不确定性的科学与不确定性的世界共存，人类要学会理解和适应科学中的不确定性④。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则认为，“凡是能被控制的决不会完全真实，凡是真实的决不会完全被控制”，在科学领域依然正确，科学确定性的混沌，新自然法则的确立导致复杂性的科学，甚至是确定性的终结⑤。与之相应，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不确定性始终与人类紧密共存，尤其是进入鲍曼所言的液态的现代社会，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环境与健康风险、食品安全等生存性不确定，危及人类的生存，成为现代人焦虑和恐惧的根源。而“恐惧最令人恐慌之时，是在它弥漫开来，呈分散之势时，这时的恐惧模糊不清、无依无支、自由飘荡，谁也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又当如何处置；恐惧莫名其妙地困扰着我们，我们所害怕的威胁似乎处处可窥见，却又无处得见。‘恐惧’是我们给予这种不确定性的名号”⑥。从存在性不确定到生存性不确定，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由液态的、偶然的、不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混合恐惧所占据。 对此，鲍曼指出：“我不认为人类历史上有过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对于应该做什么确定无疑，没有任何惊奇，没有任何意外的发展。新奇的不是不确定性，而是我们意识到，不确定性不走了。我想，我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任务，如何发展出一种艺术与不确定性永久共存。”⑦提出超越和走出不确定性的英国哲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强调：“当确定的年代不再，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寻找答案。我相信每件事都可能有不同的面貌，而且许多事情本来就应该有所不同。”⑧人类对于不确定的、模糊的、不可预见的情境都会感到威胁和不安，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预防和控制。在杜威(John Dewey)看来，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里便不得不寻求安全。人寻求安全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与四周决定他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于是从祈祷、献祭、礼仪、巫祀中发展出了宗教；另一途径是发明许多技艺(arts)，通过它们来利用自然的力量，于是发展出了科学和技术、哲学与艺术。由此，人类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我们对抗不确定性或寻求确定性的长久努力⑨。
图1 不确定性的世界及其影响 作为人类降低和消除不确定性的一种努力方式，格来哲·摩根(Gretcher Morgan)发出“不确定性的传播真的重要吗？为什么如此重要？”的追问⑩。答案是肯定，按照格兰特的研究和观点，不确定性的传播具有三个基础性的作用：一是解释信息的认知重要性；二是揭示信息与真实、真相之间的联系；三是一种理解信息来源与不确定性本质关系的方式(11)。詹姆斯·佩恩特(James Painter)则认为传播是实现不确定性之清晰、确定理解目标的确定性和决定性的因素与方式(12)。从现实看，第一，作为客观、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具有复杂性、偶然性、随机性、无序性等特点，预测和控制难度高，预防和应对不充分，往往具有极大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破坏性和冲击力，极易导致社会的断裂及个体的焦虑恐慌。同时，由于技术反噬和失控用于对抗不确定性的科技自身的不确定性也备受关注。社会学家查尔斯·培罗(Charles Perrow)提醒：“科学技术曾经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推动力，现在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来源。”(13)由此，不确定性的传播沟通不仅有利于消解人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造成的“无知”和不理解而产生的恐惧和焦虑，更重要的是能够增加人类适应与不确定性共处，时刻保持警惕，以防人类中心主义，以及“黑天鹅”式的认知自大和经验主义，增强人类应对和处置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决策能力。第二，作为降低或消除公众认知不确定性的信息成为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它并非来自于信息的缺乏，而是来自于信息自身，甚至来自于信息的过量。正是信息生产了不确定性，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像传统的不确定一样能够被消除，它甚至是无法补救的(14)。因此如何过滤、减少其中的噪音和不确定性，探知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避免谣言的传播，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第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客观状态，不确定性也是一种社会知识的表征形式。不确定性是当代社会知识的一种形态，不确定性的传播沟通可以促进知识生产的多样性，为人类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的开放性和可能性，不断突破和超越知识的局限性和认知的阶段性，从而丰富和拓展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那么，不确定性的时代和风险社会中如何传播沟通不确定性？对此，波拉克反问“媒体能帮忙吗？”结论是无疑的，作为公众认知不确定性的主要信息来源和渠道，媒体和记者如何介绍和讲述不确定性，会影响公众对不确定性的理解，由于媒体无处不在，所以他们如何讲述通常会产生显著影响(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