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21)06-0001-10 一门学科或者一门学问，一般来讲有两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向上的求索与向下的关怀。前者立足于本门学科的思想和理论深度，力求建立完善的学理和学科体系；后者则致力于本门学科的下移和普及，以期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够济世安民。从这两方面来看，教育史学科发展均不尽如人意。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史面临危机，引发世界各国教育史家的极大关注。[1]19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末，中国教育史学科存在“研究队伍萎缩”“人员结构失调”“学科发展迟缓”等突出问题。[2]“教育史的危机既在于教学科目意义上的学科危机，更主要的则在于学问意义上的学科危机”，即“学术危机”。[3]当前，在教育史于师范教育课程中地位下降的现实之下，学术评价体系更强调功利性和量化管理，如学术成果更强调实用性、学术评价更强调引用率，导致近年来这一危机更为凸显。 依赖于单纯的向上求索，并不能引领教育史走出危机的阴影，教育史需要向上的求索与向下的关怀双向开展、同步进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本就是小众的而非大众的，而教育史作为较为冷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对受众关注不足。有学者认为[4]： 这种长期以来仅仅专注于特定人群、特定机构的“小众化”的学科发展定位，不仅使学科教学覆盖的人数偏少，学术研究仅与少数人相关且仅仅少数人有兴趣去阅读，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 学术应向下关怀，以使更多的人对研究成果充满兴趣。正如研究者所言[1]19： 从史学受众来看，教育史学的危机意味着教育史学失去了受众，或受众的支持减弱了。受众流失是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教育史研究和教学陷入危机的症结所在。 因此，教育史的受众危机便成为制约教育史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下，教育史研究强调视野下移，关注教育文化符号的历史，教育生活史、家庭教育史、教育情感史、教育物质文化史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边缘群体和普通个体的教育生活经验和成长经历，成为教育史研究的主题。新文化史学和微观史学的兴起，带来历史研究的视野下移、史料来源的多样化、注重微观史叙事等发展趋向，这为教育史学解决受众危机带来了契机。只有重视作为教育史学科的双重属性之一的历史学属性，解决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危机，才有可能解决教育史学科的全面危机。[5]因此，教育史学可从历史学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之中汲取真知灼见。 在将public history译介到中国时，学者们对于应取哪一个含义有较大分歧，常见的译法有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和公众史学。有学者认为“公共史学”可以涵盖“大众史学”和“通俗史学”，但近来更多的学者主张用“公众史学”来对应public history。[6]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学者首先将public history译为“公共史学”，[7]这一译法被学界认可而沿用下来。而美国语境下的“公共”一词，指“诉诸公众，沟通社会，为受众服务，强调的是其实用、应用的特点”[8]89，公共史学则“强调的是历史的公共性，即历史与公共社会联系和沟通的特性”[8]89。同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有学者将public history译为“大众史学”[9]，其逐渐作为传统精英史学的对立面出现，代表一种通俗化、以社会大众为受众和书写对象的取向，对以专业学者为受众的历史学进行矫正。与大陆史学界不同，香港史学界将public history译为“公众史学”，认为其“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传统史学精神”[10]。对于“公众”一词，因其可以拆分为“公”和“众”两层意思，既“与公共空间的讨论概念相联结”[11]12，又“强调由人的角度着眼，尤其是众人彼此间”[11]12，所以，涵盖“公共”与“大众”之意的“公众”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本文亦采用这一译法。 一、源起：公众史学的产生渊源 在教育史学陷入危机之前，其母体之一的历史学也曾危机四伏，受众问题亦萦绕在历史学人的学术研究之中。十九世纪后期的史学专业化、科学化，使得历史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逐渐偏离人文学科属性，失却人文关怀的历史学变得曲高和寡而高居殿堂；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的史学社会科学化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历史学在人文社科领域中的地位，却未解决历史学的受众危机，反而加剧了历史学中“人”的缺席。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斯通(Lawrence Stone)针对科学史学的弊端和社会科学史学的枯燥乏味，发表了《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传统史学的反思》一文，指出叙事史家非常关注其陈述中的修辞成分以及追求雅致、机智、格言化的文体，由此引发史学研究中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12]同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解决历史学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危机(job crisis)，美国史学界兴起公众史学运动。 (一)“职业危机”与“史学危机” 由于学术背景以及研究视角的差异，史学家们对史学危机进行不同的解构，其中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教授凯利(Robert Kelley)将公众史学引入历史学中，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也由此引发了美国史学界的公众史学运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史学界出现职业危机，即“传统的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大学里谋求教职的机会，从而离开学术界”[13]7、“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14]。为应对这一不利局面，凯利与其同事约翰逊(Wesley Johnson)教授于1976年在研究生中开展公众史学项目，引导学生在政府机构、公司、企业、社区等领域进行“任务导向型”研究，宣告公众史学的肇始。[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