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12.017 近些年来，对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研究成为毛泽东研究的一大热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①(以下简称《策略》)是较为全面系统反映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在文本修改和版本考证方面的基础研究尤为薄弱。②本文拟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初步考证、分析和探讨《策略》文本的历史演变、有关统一战线内容的修改及其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深化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研究。 一、《策略》文本的历史演变 1935年10月，长征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迅速扎下脚跟，能够集中精力思考当时政治走向和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年，国内外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大规模“剿共”之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华北事变”，企图直接控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国民党此时仍不放弃不抵抗主义，在倾力“剿共”的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在国际上，世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与矛盾日益加剧。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形势的变化，开始调整对中共政策的指导，提出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就在中共中央启动战略转变之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被派遣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③中共中央即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在会上讨论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时，毛泽东和博古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④与会的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在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不久，此决议发表在1936年1月14日西北局《斗争》第81期(以下简称1936年《斗争》决议本)。 12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以下简称《策略任务》)的报告。该报告随后发表在1936年1月3日、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斗争》第80期、第83期(以下简称1936年《斗争》本⑤)。毛泽东作此报告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为了传达和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第二，为了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如毛泽东在《策略任务》中3次点名批评了张国焘，指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军阀主义倾向”，驳斥了他“怀疑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的悲观失败主义论调；⑥也点名批评了李立三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即革命开始转变之时”⑦的“左”倾错误论断；还不点名地批评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但对今天已经变化的政治形势“不认识或认识不足”，而且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处理与地主资产阶级关系的“历史也忘记了”。⑧第三，为了推动“抗日讨卖国贼的社会舆论”。⑨单从报告的标题来看，标题前半部分“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可以让受众把“殖民地危险与蒋介石的卖国罪恶”⑩相联起来，而标题的后半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则可以引起受众关注中共政策任务的转变。这种标题无疑能够配合中共的舆论宣传。 从全面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一些中共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这些《毛选》有的内部出版，有的公开发行，均未经作者审定。所以从1949年起，中共中央就着手编辑一部权威的《毛选》，以便于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毛泽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并亲自主持这部《毛选》的编辑工作，田家英和陈伯达、胡乔木是参加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其中，毛泽东主要是修改《毛选》1-3卷的初选文稿，审定第1卷的篇目，撰写第1卷部分题解和注释。(11)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策略任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改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将其收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以下简称1951年《毛选》本)。相较于1936年《斗争》本，1951年《毛选》本删改篇幅过半，(12)文本框架有所调整，文字规范凝练，内容更富有理论性。关于修改的具体变动情况可参考下页表格。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从未被收录于各地方出版的《毛选》，也很少看到其单行本公开发行，(13)究其原因，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一是1936年《斗争》本的篇幅过大，表述口语化，很不规范，影响了其传播和发行。二是这篇报告未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编印的《六大以来选集》等党内文献集，而像这样重要的文献集是各地编辑《毛选》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1951年《毛选》收入这篇报告是和它的理论价值、历史意义有关。这篇报告的题解对此有所阐述，它高度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了“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对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作了最完整的分析”。(14)参加《毛选》编辑工作的胡乔木在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对这篇报告的评价，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它的理论价值，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就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预见了中国政治的后来的发展，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15)胡乔木高度肯定了它“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是有根据的，毛泽东虽然没有在报告中提炼和概括指出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但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领导权和前途等基本问题的论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很明显胡乔木的这个评价高于《毛选》题解对它的评估，认为这个报告的理论价值不限于党的政治策略的微观层面，而且还在于指导政治策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宏观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