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的历史演变,有两个重要方面:词改变了意义,概念改变了名称。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语言》(1921/2012)的第三编“词汇”中就专门有两章讨论此问题:“第二章词怎样改变意义”和“第三章概念怎样改变名称”。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第四章中也有两节论及该问题:“第五十九节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和“第六十节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并注明“上节和本节的题目是仿照房德里耶斯《语言》里面的题目”。 常用词的演变主要是关系到“概念改变了名称”,有的也和“词改变了意义”有关。常用词的使用频率很高,一个时代的常用词能反映一个时代词汇的面貌;常用词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汉语词汇的历史变化,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汉语史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都很重视,半个世纪以来,很多硕士、博士论文以汉语常用词的历史演变为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很多论文做的是汉语常用词的历史更替。这些论文常常是同一个模式,即:选取某一概念场(或称语义场)中的若干概念,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变化,也就是旧词和新词的更替。即:①
这种模式可以称为“一对一”的模式,即概念没有变,但名称变了。一个概念原来用一个旧名称(旧词)表达,后来变成用新名称(新词)表达。研究的内容就是:旧名称是什么,新名称是什么,是在什么时代通过什么途径变的,有的还进一步解释演变的原因,概括演变的规律。 确实,这种模式的常用词演变,数量相当多,这些论文能深入研究历史资料,一一加以论述,显示其历史演变的轨迹,概括其历史演变的规律,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概念并非都是固定不变的;常用词的历史演变不仅仅表现为词汇更替,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常用词的更替也并非只有这种“一对一”的模式,还有更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的研究只局限于这种“一对一”模式的更替,那么从总体上来看,就只会有量的增加,而不会有质的提升。下面就一些有关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二、概念和概念域 2.1上面说的那种“一对一”的研究模式,通常有一个潜在的认识:尽管概念会改变名称,但概念都是固定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名称。既然概念不变,那么名称的改变也仅仅是读音和字形的不同,旧词和新词的内容并无不同。打个比方,那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坑里原来是一个红萝卜,后来换成一个白萝卜,坑的大小是不变的,坑没有变,坑里的萝卜大小也没有变,改变的只是颜色。这样的认识对不对呢? 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看待“概念”。“概念”通常可以这样定义:“概念就是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想法和信念。”(李福印2008:77)概念的构成,以客观事物的特性为依据,也和人的主观认知有关系。有些概念,如“日”“月”,其客观特性很明确,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很一致,它们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名称,如英语叫“sun” “moon”,上古汉语叫“日”“月”,现代汉语叫“太阳”“月亮”,现代汉语方言中还有不同的叫法,这只是名称的变化,这些不同名称的内容并无不同。 但有些概念就不是那么简单。在不同语言中,有些概念不仅仅是名称不同,而且其概念域(conceptual area)也有所不同②。比如,笔者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汉语中有“书”这个概念,与此相应,在英语中有“book”,在日语中有“ほん”。这三者不仅名称不同,而且概念域也不同。英语的“book”不但包括印有文字或图画的书籍,也包括装订成册的空白的纸张(如“exercise book” “note book”),日语的“ほん”不但包括汉语所说的书籍,而且包括汉语所说的杂志(如《中国语文》等也是“ほん”)。(参见蒋绍愚2014) 同一种语言,在不同时期,概念的构成和概念域也会有所不同。这样的例子很多。如: 【春】【秋】甲骨文只有“春”“秋”,没有“冬”“夏”。“甲骨文时代一年只分春秋两季。”(赵诚2009:265)后来变成一年四季,“春”“秋”都缩短了。 【禽(名词)】最初指一切擒获的鸟兽。如班固《白虎通·田猎》:“禽者何?鸟兽之总名。”后来只指鸟。 【皮】先秦时和“肤”相对而言,只指兽皮和树皮。到西汉末包括人皮,如《新序·杂事》:“齐有妇人,……皮肤若漆。” 【侄】早先是女子对兄弟之子的称呼。如《尔雅·释亲》:“女子谓晜弟之子为姪。”后来男子对兄弟之子也可称“姪”,而且字形也改为“侄”。 【好(上声)】【恶(入声)】先秦时包括品行的善良、邪恶和容貌的美丽、丑陋,如《战国策·赵策三》:“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到后来只指品行的善良、邪恶。 【吃】在宋元时期“吃”的对象包括饭、粥、酒、茶,如《水浒传》中有“吃饭”“抢粥吃”“吃酒”“吃茶”,各类用法频率都很高,概念域很宽。到清代中期“吃”的概念域缩小了,如《儿女英雄传》“吃”共出现5000多处,主要指“吃饭”,“吃酒”仅10次,“吃茶”仅5次,“吃粥”0次。